北大西洋，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日，夜。
"韦斯特兰"号是一艘德国海军征用的快速货轮，改造后增加了船员舱位和甲板上的物资固定装置，舷号被重新漆过，原本的深灰色船身在北大西洋冬季的暮色里近乎黑色。
它从冰岛出发，经格陵兰南端绕行，避开了北美东岸的常规航线，一路向西。
船在夜间航行时灯光管制，除了驾驶舱内一层极暗的光芒，整个船体都隐没在海天之间的黑暗中。
甲板上能听到海浪拍打船壳的声音，沉闷而有节奏。
埃里希·福斯特靠在船舷内侧的栏杆上，裹着一件厚重的海军冬季大衣。
海风从西北方向吹来，带着咸味和一股穿透布料的寒意。
他的呼出的白雾很快就被风扯碎，消失在船舷外的黑夜里。
福斯特今年二十六岁，中等身材，肩膀因为几年来的负重训练和实弹演习而显得结实。
他的脸很年轻，但眼角的纹路比他实际岁数要深一些，那是长时间在日光下眯着眼睛看地图和瞄准具磨出来的。
他是一九一零年出生的。在他童年时期，德国革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刚刚开始，全国都在修路、建厂、开荒。
福斯特小时候住的地方在萨克森州一个小镇上，镇上唯一一座还在冒烟的烟囱是新建的农具厂。
他父亲是厂里的钳工，母亲在镇上小学当教师。
他读小学的时候课本还是油印的，纸张粗糙，插图是手工画的，但他记得扉页上印着一行字，每一个新入学的孩子翻开课本第一页都会看到：
"你们出生在一个新的国家里。这个国家正在成长。你们就是它的未来。"
他后来真的成了那个未来的一部分。
十八岁高中毕业，他进了人民革命军。
新兵训练结束之后分配到装甲掷弹兵部队，参军之后，他的履历算是十分丰富的，随军调往西班牙，作为国际纵队的技术支援人员在伊比利亚半岛待了一年半。也到过法国，参加了法共军队整编期间的训练指导工作，在里昂和南特分别驻过半年。
福斯特也在意大利北部有过服役经历，那一年他第一次亲眼见到了山地作战的场面，福斯特当时是联络官，穿梭在阵地之间传递协调信号，肩膀上被弹片划了一道口子，缝了七针。
数年下来，他发现自己已经走过了四个国家，参与过三种不同地形和环境下的军事任务。
部队的政委在一次年度考核后的谈话中对他说：
"福斯特同志，你积累的经验足够多了，但你的理论知识需要赶上来。上面打算推荐一批有实战经历的基层军官到高等军事院校进修。"
随即，福斯特在柏林陆军大学待了一年。
课程包括战术理论、战役规划、后勤统筹和政工方法论。
他的毕业成绩排在同期前百分之十，毕业论文写的是"从西班牙内战看快速机动部队在敌后渗透中的运用"，被教官批了"有独到见解"。
然后今年秋天，国防部的调令下来了。
他和其他四十七名同期学员一起被抽调，组成一支"军官及政工骨干援美工作队"，统一赴美支援美共的军队建设和政工建设。
出发前他们在波茨坦集训了两个星期，熟悉美国战场的态势图、美共控制区的兵力分布、联邦军的装备特点和冬季作战注意事项。
此刻他站在甲板上，船上另外一百多名军事人员和一船舱的物资正在黑暗的海面上朝着同一个方向前进。
他身后是一道舱门，门缝里透出微弱的暖黄色光线，里面隐约有人在说话。
门开了，一个人从里面走出来，那人穿着一件和福斯特同款的大衣，但领口多了一条深灰色围巾，裹得很紧。
他走到福斯特旁边站定，也靠在栏杆上，看着船舷外那片墨色的海面。
"睡不着吗？"
他开口，声音低沉的，有一种做过多年基层工作才有的那种能让别人安心说话的厚度。
"政委。"
福斯特转过头点了一下头，
"舱里有点闷，我就想出来透透气。"
舒尔茨同志——援美工作队的政委，四十五岁，比福斯特大了将近二十岁——在革命那年已经是柏林工厂里的青年工人了，参加过一九二三年的鲁尔区工人武装起义，后来转入政工系统，在西班牙和法国都做过军队政治委员工作。
他是那种话不多但每句都落在实处的老同志，福斯特在集训期间就对他印象很深。
舒尔茨在栏杆上靠了一会儿，海浪声在船底持续不断地翻涌着，一阵大浪拍上船头时船身微微顿了一下，两个人的肩膀同时晃了一晃。
"在想什么呢？"舒尔茨问。
福斯特沉默了几秒，然后说：
"想美国人。"
"美国很大。"
舒尔茨说，
"比欧洲任何一个国家都大。
我们这船人加上后面几批，全部到了那边也不过是几千人。
对一场可能达到几十万乃至数百万人的规模的战争来说，我们这几千人改变不了大的兵力对比。"
"我知道。"
"但我不认为我们是去改变兵力对比的。"
舒尔茨的声音不高，在风声和海浪声里听着格外清晰，
"我们带去的是别的东西——经验、方法、组织能力。
美共的同志不缺勇气，他们缺的是如何把勇气变成持续战斗力的系统。
他们缺的是如何在封锁中维持后勤线、如何在劣势中组织防御、如何在进攻时保持队形不散。
这些东西靠在战场上边打边学当然也可以学会，但代价太大了。
我们能让他们的学习过程缩短一些，牺牲少一些。"
"而且还有一件事。"舒尔茨继续说，
"美共的同志们如果赢了，对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意义你们在军校里都学过，我不需要重复。
但我想说的是另一层。"
他转过身，面对着福斯特的侧影。
即使在夜里，福斯特也能感觉到那双眼睛里有某种沉静而坚硬的光。
"你今年二十六岁，对吧？"
"是。"
"你在西班牙、法国、意大利都待过。那些地方的同志——你有没有注意过他们看你的时候的眼神？"
福斯特想了想：
"……他们看我的时候没什么特别的。"
"有的。"
舒尔茨说，语气很肯定，
"他们看你的眼神，跟你看那些比你年长的同志的眼神不一样。
你在德国的新社会里长大，你的童年不是在战壕里度过的，你在西班牙开第一枪之前先学会了开拖拉机。
但那些比你大十几岁的法国同志呢？
他们年轻的时候还在旧社会的工厂里做工，还在为一天五法郎的工资跟工头吵架。你们的起点不一样。"
他停了一下，海风把围巾的一端吹起来搭到肩上，他伸手按了回去。
"美国那边的情况也差不多。美共的同志们很多是从苦日子过来的。
他们中有人在贫民窟里长大，有人在南方当佃农，有人在芝加哥的屠宰场里干了十年。
他们加入革命是因为他们知道旧社会的东西留不得。
但你——你是新生代的产物。
你这一批人，是在社会主义国家已经建成的环境里长大的。
你们不需要论证社会主义制度是不是对的，因为你们从来没有生活在那个制度不存在的世界里。
这种自信——这种不需要解释的、理所当然的信任——是比任何战术动作都更重要的东西。
你们的存在本身就证明了新社会的生命力。"
海面上一道更深的浪涌过来，船身微微倾侧了一下。
福斯特扶稳栏杆，侧头看着舒尔茨。
"你觉得美国那边的人会怎么看我们？"
"他们会看着你。"
舒尔茨说，
"他们会看到你是一个在社会主义制度下长大、受过系统教育、有实战经验、对世界有清晰认识的年轻人。
他们会看到你不是因为走投无路才加入这场战争的，你是主动选择的。
而他们中的很多人——美共的基层士兵——他们会从这个事实里获得比任何增援物资都更重要的东西。"
他没有把那个东西说出来。但福斯特心里明白他说的是什么。
信心。
甲板上安静了一会儿。远处海天相接的地方出现了一道极淡的、几乎是想象出来的灰白色线条——那是正在升起的天光，虽然离天亮还早，但最深的黑夜已经过去了。
福斯特把大衣领子竖起来挡住脖子后面的风，呼出一口白气。
"政委。"他说。
"嗯？"
"到了那边之后，我们的任务具体是怎么分配的？"
舒尔茨从大衣口袋里掏出一只扁平的金属酒壶，拧开盖子喝了一小口，然后递向福斯特。
福斯特接过来也喝了一口——是烈酒，烧喉咙的那种，但灌进去之后整个人从胃开始暖起来。
"初步计划是分散到各条战线去。
一部分去前线做战术指导，一部分去后方负责训练新兵，还有一部分——"
他看了福斯特一眼，
"像你这样有多个国家作战经验、又受过系统理论教育的，会分配到师一级单位做参谋或政工副职，直接参与战役规划。"
福斯特把酒壶递回去，点了点头。
"怕吗？"舒尔茨问。
福斯特想了想。
"不怕。"
他说。然后他停了一下，又补充了一句，
"我出生的时候这个国家刚建成没几年，所有人都说我们有一切可以继续建设。
后来我长大了，走了很多地方，看到了很多东西。
我在西班牙的小镇上看到过穿着破鞋的孩子站在路边朝我们的车队挥手，在意大利的山村里看到过老太太把仅有的面包塞给路过的士兵。
那些地方的同志们——他们相信的东西跟我们在德国相信的东西是一样的。"
他转过身，背靠着栏杆，面朝舒尔茨，
"我想去帮他们把理想变成现实。
我觉得这就是我的任务。"
舒尔茨看着他的脸看了几秒钟，然后把酒壶拧紧放回口袋里，伸出手拍了拍他的肩膀。
"那就一起过去。"
舒尔茨说，
"到了那边，有的是你要做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