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君主圣明，百官清廉，举国修德，外敌见到了这样自然会感觉心中羞愧，自然会退敌，四海自然归心。
这种论调在今天看来荒谬至极。
可在那时候，这却是朝堂上的主流声音。
谁敢反对这种论调，谁就会被扣上“不仁不义”“粗鄙武夫”“不懂圣人之道”的帽子。
最初的时候这些人不是贪官污吏。
恰恰相反，他们中的很多人是真的清廉如水，真的两袖清风，真的一文钱都不贪，他们穿着打补丁的官服上朝，吃的是粗茶淡饭，住的是漏风的屋子。
他们真心实意地相信自己就是圣人之道的化身。
但正是这种“虔诚”，才是最可怕的。
因为真正虔诚的信仰会将所有人洗脑，让所有人相信这是“真的道理”。
一个贪官知道自己是在做坏事，他会心虚，会有底线，但一个真心相信自己是在行圣人之道的人，他没有底线。
因为他做的每一件事，在他自己看来都是对的。
在战场上将士们浴血奋战，好不容易把匈奴人打退了，朝堂上这些道德君子们就会跳出来，说“以德服人方为上策”，主张与匈奴议和。
他们说，打仗是蛮夷的做法，真正的圣人之邦应该以德服人。
那些战死沙场的将士，在他们的嘴里就成了无谓的牺牲。
那些丢失的城池，在他们看来只是暂时的退让。
只要退一步，就海阔天空，只要足够忍让，天下就会太平。
当这种思绪开始弥漫的时候，另外一个人抓住了机遇，在儒家的内部开创出了“理学”，一举借助这东风压制住了儒家的正统思想以及政治学。
千百年间第一次，陈氏失去了对学宫的主导权。
这种荒诞的局面持续了几十年，到了如今——宋徽宗赵佶在位末年已经发展到了极致。
宋徽宗赵佶，这是一个被后世评价为诸事皆能，独不能为君的皇帝，他写得一手好字。
瘦金体铁画银钩，堪称一绝。
画得一手好画，花鸟山水无一不精，拿到后世都是国宝级别的。
诗词歌赋也拿得出手，品味更是一流。
但他唯独不会做皇帝。
或者说，他根本就不想做皇帝，他只想安安静静地写字画画，品茶赏花，享受他的艺术人生。至于朝政？
有那些道德君子们替他操心就行了，反正那些道德君子们说的每一句话都冠冕堂皇，都引经据典，都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他有什么理由不听呢？
于是大宋就在这些道德君子的主导下，一步步走向了深渊。
而眼下，正是深渊的边缘。
匈奴人在欧洲建立的帝国已经膨胀到了一个可怕的程度，他们操控着女真人建立了金国，让金国充当东进的马前卒，金兵南下，一路势如破竹，大宋的边军一溃千里。
其实大宋的兵力并不弱，陈氏多年经营的军工体系还在，各地的驻军人数也不少。
但问题在于，朝堂上那些道德君子们根本不支持打仗。
他们说，打仗会死人的，会让百姓受苦，他们说，只要朝廷暂时南迁，避开金国的锋芒，金国就会因为师出无名而退兵。
他们说，只要把中原暂时“借”给金国，换取和平，等到大宋修德成功了，金国自然会把中原还回来。
这种话，但凡是个正常人都不会信。
但问题是，宋徽宗信了，他本来就懒得处理这些烦心事，既然道德君子们说南迁就能解决问题，那就南迁吧。
反正到了南方，他还是可以继续写字画画，继续过他的清闲日子。
于是，南迁的诏书就这么发出来了，于是，整个朝廷都在准备跑路。
于是，中原这片祖宗打下来的江山就这样被摆上了谈判桌，准备“借”给金国。
而此刻，南迁的队伍已经在路上了。
陈绍放下汤碗，站起身来。
他走到窗前，推开窗户，料峭的寒风裹着几片雪花灌了进来，吹得桌上的烛火剧烈摇晃。
外面是一个不大不小的院子，院中种着几株老梅，虬曲的枝干上已经冒出了点点花苞，在雪中显得格外精神。
但陈绍没有心情欣赏梅花。
他的目光越过院墙，看向更远的地方，那里是南方。
南迁的队伍正在朝着那个方向前进，而他们身后，是正在被抛弃的中原。
“安叔。”
陈绍忽然开口：“我父亲呢？”
陈安的脸色微微变了变，嘴唇动了动，似乎想说点什么，但最终还是叹了口气：“老爷在房里歇着呢，昨天……昨天又咳了半宿。”
陈绍点了点头，没有多问。
他记忆里的陈伯安，是一个正直得近乎顽固的人。
作为官渡公，作为陈氏的家主，他在这个道德君子横行的时代里，是少数几个还敢说真话的人。
但说真话的代价是沉重的。
“我去看看父亲。”
陈绍说着，迈步走出了房门。
陈安连忙跟了上去。
官渡陈氏的宅邸占地极广，亭台楼阁，假山流水，处处透着千年世家的底蕴。
即便是在南迁的路上，这座宅子是陈家在江南的别院依旧不失气派。
但此刻，这座大宅子却笼罩在一种沉重的气氛中。
下人们走路都低着头，说话也都压低了声音，像是怕惊动了什么似的。
陈伯安的卧房在后院。
陈绍走进去的时候，闻到了一股浓重的药味，那味道浓得几乎让人喘不过气来，当归、黄芪、人参，还有几味他叫不上名字的药材，混在一起，苦涩中带着一丝腥甜。
卧房里光线昏暗，窗户关得严严实实的，榻上躺着一个瘦削的老人，呼吸微弱得几乎听不见。
他躺在那里，身上盖着厚厚的锦被，但那被子似乎比他本人还要重。
这就是陈伯安，当代官渡公，陈氏第三十八代家主。
陈绍在榻边站了片刻，没有说话。
他在等。
等这个老人醒来。
窗外，雪越下越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