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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4章 大慈恩寺译经

    第一节载誉归国——长安倾城

    贞观十九年正月,长安。

    开春的风还带着冰碴,朱雀大街上却已经站满了人。从明德门到弘福寺,十里长街,人贴着人,房顶上、树杈上、坊墙的豁口上,全是探头探脑的人。

    金吾卫沿街拉了绳,绳里是人,绳外还是人。

    他们在等一个人,等了十七年。

    十七年前,那个人牵着一匹瘦马,混在饥民里溜出长安,走时没有一个人送行,官府的海捕文书上还有他的名字。

    十七年后,他从五万里外回来,带回六百五十七部经书——要用二十匹马驮。

    车队进城前三天,长安就已经在传了。

    传的话越传越玄。

    有人说他在天竺做了十八年国师,骑白象出入王宫;有人说五印度的国王排着队供他黄金,他一两不要,只收贝叶经;有人说他在雪山遇过大盗、在恒河遇过劫,杀他的刀举起来,天上打了个雷,贼人跪了。

    市井里说得热闹,正经的僧人只说一句:法师五万里走了个来回——这一句,就够说一辈子了。

    正月七日,车队进城。

    打头的是驮经的马车。车是新制的,青帷覆顶,四面垂幡,幡上金字:大唐三藏。

    车上码着经匣,一只只檀木匣子,用铜锁扣死,锁上贴着封条——匣子里是贝叶经,天竺的贝多罗树叶,裁成长条,两面烫着梵文,墨黑如漆。

    一叶一叶摞起来,是十九个国度、一千三百八十一卷还没有变成汉字的佛法。

    马车的漆,从城门到寺门,被人群挤掉了一层。

    有人伸手去摸车辕,被兵士拦住;有人摸不到车,就去摸拉车的马;马也摸不到的,就把香点燃了,朝车的方向举一举。

    宝帐、幢幡、香案从各坊抬出来,沿途摆开,散花的、焚香的、奏梵呗的,把一条朱雀大街变成了法会的道场。

    史官后来记这一日,只有一句:道俗相趋,屯赴阛阓,数十万众,如值弥勒下生。

    人多到什么地步?多到官员害怕。当日有司飞骑入宫,报的不是喜,是险:人潮塞路,践踏将起。

    房玄龄在都亭驿坐镇,临时改了路线,把迎经的仪仗折进侧巷——就是这样,还是有一整天,长安城的东西两市罢市,官府索性不弹压了,只叫衙役沿街泼水,压住人群踩起的浮土。

    没有人知道,车队正中的那个僧人,一路低着头。

    他四十六岁,颧骨高耸,两颊凹陷,风霜把一张脸刻成了深褐色。十七年流沙雪山,他落下了病根:天冷则肩颈僵痛,天热则气促。

    这一日他合掌坐在马上,目不斜视,眉眼低垂——几十万人看他,他只看马背上那口经匣。

    不是他矫情。是他在西域见过太多次,一场欢呼能把人抬上天,也能把人摔进泥里。曲女城十八日无遮大会,五印度喊他大乘天,他当日就收拾了行装。

    去年此时,他还在于阗。是他自己先停下的:带着一身未卜的罪名——偷渡出关者——不敢贸然东进。

    他在于阗修表上奏,把十七年的行程、所历诸国、所赍经像,一条一条写明,遣高昌商人随一道商队入朝,附了一封请罪表。表上写得极恭谨:不敢即至,请候处分。

    表到长安,太宗正在洛阳调兵,准备亲征辽东。军务堆案,这位帝王却在百忙里回了信。回的诏书写得干脆,八个字里有杀气全消的体面:可即速来,与朕相见。

    又敕于阗以次,诸国护送,不许留难。

    于是玄奘东行,一路官驿接送。沙州、凉州,他当年偷渡走过的地方,如今地方官焚香出迎。十七年前通缉他的人不在了,护送他的文书上盖着同一枚中书省的印。

    这中间的道理,玄奘比谁都清楚:不是帝王忽然信佛了,是丝路要通了,西域要平了,一个走过五十七国的僧人,比十支使团更知道西边的事。

    车队在弘福寺前停下。

    经匣一箱一箱抬进寺门,登记造册:大乘经二百二十四部,大乘论一百九十二部,上座部经律论十五部,因明论三十六部,声明论十三部——凡六百五十七部,另金佛像、檀佛像、肉舍利一百五十粒。

    众僧齐诵,声动十坊。有老僧捧起一叶贝叶经,手抖得像风里的幡:见过梵本的,大唐没有几人;见过这么多梵本的,一人而已。

    入夜,弘福寺山门闭了。白天数十万人的喧嚣退潮般退去,禅房一灯如豆。

    玄奘在灯下坐了很久,忽然想起十七年前出城那一夜——也是这样的夜,也是这样的灯,只是那时灯下坐的是一个随时准备死在流沙里的僧人,如今灯下坐的是一个被数十万人迎着的法师。

    人还是那个人。怕的东西换了:从前怕死在路上,如今怕经译不完。

    长安的欢腾持续了很多天。

    而车队正中那个低头的僧人,在经像入寺的当夜,就在弘福寺禅房里铺开了纸——他给自己算了一笔账:带回的经,六百五十七部;一卷经译成汉文,快则数日,慢则数月;他今年四十六岁。

    这笔账算完,他吹熄了灯。

    三月,圣驾自洛阳发使来召:法师速赴洛阳,朕欲一见。

    临行前,玄奘做了一件事——把译经要用的第一批梵夹,单独装了一车,随他上路。

    他猜得到洛阳那一场召见要谈什么。但他猜不到,那位征辽前夜焦灼万分的帝王,见面第一句话,问的不是佛。

    第二节译场开张——弘福寺与大慈恩寺

    洛阳,仪鸾殿。

    玄奘入见时,太宗的第一句话是:“师去国十七年,历诸国百余,可曾把山川、物产、风俗,一一记下?”

    不是问法,是问路。

    玄奘躬身:“贫僧所历,不敢遗忘。”

    太宗往前倾了倾身子。这位四十九岁的帝王,鬓边已经有了霜色,征辽的担子压在肩上,眼睛却亮得吓人。

    他详细问罢,忽然话锋一转:“师行业皎洁,识虑淹通,何必局促于经卷?罢道还俗,来辅于朕,授以公辅之任如何?”

    满殿屏息。

    玄奘的回答早就备好了,答得极缓、极稳:“贫僧少践缁门,服膺佛道,于俗世之学,一无所长。若令还俗,正如遣舟入林,迁薪于水——非但不能致用,反成弃物。

    贫僧愿以此生译经,弘扬佛法,上报国恩。”

    太宗盯着他看了很久,笑了:“法师立志坚贞,何须强夺。一切任意。”

    谈译经的条件时,玄奘不再推让。

    他开口要的东西,清单一样一样报出来,条理如军需:译场一座,需京城大德证义十二人;缀文笔受九人;字学一人;证梵语一人;书手若干;纸墨笔砚,官给;进出译场,有司监护,闲杂人等不得擅入。

    太宗一道敕令,全部照准。地点:长安弘福寺。

    译场就这样开张了。表面上看,这不过是一间摆满书案的经院;内里看,这是一座学术的兵营——分工细得像一支军队。

    译主一人,玄奘自任,总揽梵本,定其章句。证义十二人,坐译主两侧,凡译主出一句义,诸德依经勘辨,有一字疑误,即行驳诘——译主也驳得。

    证文一人,专校梵本,验一字之音。笔受九人,听梵音而书汉文,一语方落,墨迹已干。

    缀文一人,汉文草成,往往倒装——梵文先语后主,汉文先主后语——由缀文者调顺。参译一人,回译梵文,两相勘对,看译文是否走样。刊定一人,删削冗繁。

    润文一人,官给衔,多为朝廷文臣,使译文合于雅驯。

    末了还有梵呗一人,凡译毕一经,依梵音唱诵一遍,取其圆转——也是校错的老法子:唱着拗口的地方,多半译错了。

    一句经文,要过九道手。任何一道手上出的错,下一道手都能毙回去。

    译场的日子,从五更开始。

    五更梆子响过,玄奘先至,礼佛三拜,然后开梵夹。

    辰时,诸德齐至,各就各位:证义的十二位大德分坐两侧,笔受九人一排长案,砚台里的墨是头天夜里磨好的——译场的规矩,墨要宿墨,研得匀。

    玄奘诵梵本一句,证文核对,笔受落笔,证义勘问,缀文调序,一道一道过。

    译主不出声的时候,满堂只有笔锋落纸的沙沙声。日中一食,过午不食,午后小憩半个时辰,接着译到掌灯。

    掌灯之后是玄奘自己的功课:把当日译稿逐字重校一遍,再预习次日要译的梵本。弟子劝他歇息,他说:我还得起快些——圣上问起来,不好总答“在译”。

    证义的高僧多是长安名宿,起初有人心里不服——一个偷渡的僧人,凭什么坐在主位上?

    《大菩萨藏经》开译第三日,玄奘随口背出一段梵本,指着一处通行旧译,说此字旧译讹了,当作某义,众检梵本,果然。自此,译场无人再论资历。

    第一年,弘福寺译出《大菩萨藏经》二十卷,《佛地经》《显扬圣教论》……译经的进度,一月一月报到宫里。

    在这些名字中间,有一个二十岁上下的年轻僧人,法号辩机。

    会昌寺辩机,年少英朗,属文敏速。译场选缀文笔受,玄奘一眼挑中了他。

    真正让他名动长安的,是另一件事——那件在洛阳就定了的事:太宗命玄奘把十九年行程撰成一书,玄奘口述,需要一个执笔人。玄奘报上去的名字,就是辩机。

    师徒二人闭门数月。

    玄奘一段一段地忆,辩机一字一字地记:出高昌故地,经阿耆尼国,屈支国,跋禄迦国……山怎么转,水怎么绕,国中何物为产,何法为刑,佛寺几所,僧徒几人,外道几祠。

    辩机把流水账般的口述,理成了骈散相间的文章。

    贞观二十年七月,书成,十二卷,进呈御前——书名,叫《大唐西域记》。这是第三节的事。

    译场真正的大日子,在贞观二十二年。

    这一年,太子李治为追荐亡母文德皇后,在长安晋昌坊造寺成,赐名大慈恩寺。

    寺成之日,度僧三百,另选五十位高德迁入,敕命玄奘为上座——译场自弘福寺整体迁入慈恩寺翻经院。

    迎僧那日是长安的一件大事。新寺的殿宇数十重,中间翻经院最是清严。

    彩坊夹道,天女散花,太常寺的九部乐从皇城一直吹打到晋昌坊,长安人说,那是皇后娘娘的功德。

    长孙皇后的忌日,太宗总要写几行字——这一年,他把写不完的思念,变成了一座寺。皇家把寺给了僧人,僧人把经还给人间,这笔账,两头都不亏。

    也就是在这一年前后,玄奘看中了一个少年。

    那少年姓尉迟,名窥基,将门之后,其叔父是赫赫的鄂国公尉迟敬德,其父尉迟宗任右金吾卫将军。

    少年生得眉目疏朗,肤理明秀,骑马过长街,鲜衣怒马,长安的小娘子们隔着帘子看。

    玄奘在路上遇见他,看了很久,跟弟子说:将门之种,骨相非凡,若出家,必为法器。

    于是劝他出家。少年起先不肯,后来肯了,开出三个条件:不断情欲,不戒荤血,不守过中不食——三样全依,方才剃度。

    这样的条件,传出去要被讲经的僧人们骂死。玄奘居然应了,先依了他,再慢慢度他。有人问玄奘何以如此纵容,玄奘说:调伏烈马,要先纵其跑;锁得越紧,挣得越远。

    后来有人看见,窥基出门讲经,果然随行三车:一车经书,一车酒馔,一车家仆。长安人叫他三车和尚,有人耻笑,玄奘不辩。

    多年以后,这个三车和尚成了唯识一宗的开山巨匠,世称慈恩大师。那些耻笑的人,多数没能留下名字。

    ——只是没有人想到,译场里最亮的那支笔,辩机的笔,会在几年之后,折得那么突然,那么响。

    那是后话,此刻不说。

    贞观二十二年五月,译场传出一条消息:《瑜伽师地论》一百卷,译毕。

    这部经,玄奘在那烂陀寺听了三遍,戒贤法师讲了十五个月才讲完。从天竺背回来,又译了整整一年多。经卷誊清之日,玄奘亲自捧着第一卷,送进了宫。

    他记得洛阳那次召见,太宗问过他:师在天竺,学的什么?

    他当时答的就是这部经。而帝王当时听完,说了一句话,玄奘记了三年——

    “朕军务在身,不能遍览。法师取其要者,讲与朕听。”

    第三节帝王问法——《大唐西域记》进呈

    《大唐西域记》进呈那日,太宗正在翠微宫避暑。

    十二卷,十余万言,一百三十八国。太宗先翻了一卷,又是半夜。

    第二天,他亲笔写了一道答书给玄奘,书里的话,说得异乎寻常地低:朕学浅心拙,在物犹迷,况佛教幽深,岂能仰测。又赞此书:皆依所陈,即当宣示。

    传抄出来,满朝传诵。人们这才发现,这位御弟法师带回来的,不止是经。

    书里有焉耆的苇湖,有屈支的管弦伎乐,有凌山的雪崩,有热海的鱼,有那烂陀寺的宝台四层,有曲女城的象舆;有上百个国家的都城广袤、刑政风俗、语言文字、物产气候;有大雪山里立国三百年的小邦,有恒河边上放血为盟的异俗。

    征辽的军务堆在案头,太宗却把这部书放在手边,一有空就翻。

    兵部的人看这部书,看见的是山川险易、道路远近、诸国虚实——行军的参考。鸿胪寺的人看这部书,看见的是四夷礼俗、可抚可联。

    而太宗在答书末尾,只淡淡添了一句:法师有功,朕自知之。

    僧俗之间,彼此都明白对方要的是什么。这层明白,从洛阳初见起,就没有说破过。

    太宗要的,玄奘给了。玄奘要的,也是他自己开口讨的:译场、纸墨、监护、度僧。两不相欠,反而处出了一种奇特的敬重。

    太宗问过因果:“梁武帝穷造寺之力,佞佛亡国,因果安在?”

    玄奘不顺着帝王的疑问说佛法无边,反倒借机进谏:“陛下临御天下,薄赋轻刑,苍生受福,此即佛事。以政养民,胜造百寺。”

    太宗又问功德。玄奘答:度僧造寺,是功德之末;不杀一无辜,不失一忠言,是功德之本。

    有一回太宗抚案叹道:“朕与法师论道,恨相逢之晚。”

    这话不是客气。

    晚年的太宗,身体一年坏过一年:征辽中箭的旧创,入了冬就痛;痢疾反复;又听信方士,服了天竺方士那罗迩娑婆寐炼的延年药——正是王玄策从天竺带回来的那位“二百岁”的方士。

    药石无效,人反倒烦躁易怒。

    太子李治在侧侍疾,看着父亲一天天消瘦,劝都劝不得。倒是玄奘进讲的时候,太宗能静下来听一会儿。

    贞观二十二年六月,太宗御制《大唐三藏圣教序》,亲书于答玄奘的一封信里。序文不长,字字有出处:“有玄奘法师者,法门之领袖也。

    幼怀贞敏,早悟三空之心;长契神情,先包四忍之行。松风水月,未足比其清华;仙露明珠,讵能方其朗润。”

    皇太子李治随之亦作《述圣记》。

    后来,弘福寺有个叫怀仁的沙门,发下一个宏愿:要把御制序文,一个字一个字,从内府所藏的王羲之遗墨里集出来,刻成一碑。

    他带着弟子在故纸堆里翻了二十余年,集不足的字,重金悬购于天下——传说有的字,一个字换一斗金。碑成之日,世称集王圣教序,长安纸贵。这是后话。

    序文颁下之日,慈恩寺翻经院里,僧人们焚香传抄。老僧们私下说:自有译经以来,帝王为高僧制序,前汉无闻,这是头一遭。

    玄奘把序文裱起来,挂在翻经院正壁,日日面对着它译经——旁人看是荣耀,他自己看是护符:译场一日不停,序文便一日护着这些经卷。

    这一年,君臣见面的次数越来越多。太宗多半问法,偶尔问人——问那烂陀的规矩,问五天竺的王,问戒贤法师高寿。

    玄奘一一答了,末了总要把话往回引一引:愿陛下少杀生,慎刑罚。

    太宗听了,有时笑,有时不接话。

    不接话的时候居多。玄奘心里明白:帝王是聪明人,聪明人临到病痛,什么都听得进,又什么都听不进。

    他不再多劝,只把该译的经一卷一卷译下去——他渐渐明白,他与帝王之间,取经是一段路,撰述是一卷书,说到底,僧俗各自渡各自的河。能同舟十九年,已是奇缘。

    贞观二十三年春,太宗的病重了。四月,车驾幸终南山翠微宫避暑养病——名是避暑,宫里的人都明白,是静养。他下了一道敕:召玄奘法师同往。

    玄奘带着译场的班子进了翠微宫。随行的经匣里,装着他正在译的经卷。他有一种预感,把《瑜伽师地论》新译的几卷,也一并带上了。

    翠微宫在凤凰谷,五月里满山新绿。嘉猷殿里,帝王与法师对坐。奇怪的是,君臣之间已经不大谈佛法了。

    太宗问的多是小事:译场今日译到哪一卷?窥基还闹不闹脾气?辩机的字,越写越好了吧?

    有一日谈到日落,忽然静了。太宗望着殿外的山色,忽然说:“朕与法师,相逢十九年——朕贞观十九年才见你。”

    玄奘合掌:“十九年,陛下译经之恩,僧众没齿不忘。”

    太宗摆摆手,笑了一下,那笑里有些萧索:“不是朕成全了译经。是译经,陪了朕这几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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