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后，中国军队先停止进攻。
那不是一个正式的命令，而是一种默契的、疲惫的停顿。前沿阵地的枪声像被一只无形的手突然掐断，只剩下雨声——那种绵密的、永无止境的、仿佛从世界尽头飘来的阴雨，重新占据了这片被炮火蹂躏的土地。号兵托尼站在西机场的边缘，举起铜号，却没有吹响冲锋号，而是吹出了一段长长的、低沉的熄灯号旋律。那号声在潮湿的空气中传播，像一声疲惫的叹息，穿越弹坑和瓦砾，飘向日军阵地。
日军那边，枪声也稀疏下来。双方隔着不到一百米的距离，在泥水里对峙，像两群斗得筋疲力尽的野兽，终于同意暂时停口，舔舐伤口。
梅里尔将军留下的三名日籍情报员中，安井主动提出愿前往日本军营交涉。
安井是个四十来岁的瘦削男人，穿着一套没有军衔标志的军便服，戴着一副断了腿、用胶布缠起来的圆框眼镜。他的身份在联军中极为尴尬——他是日本人，却为美军的战略情报局工作；他熟悉日军的思维和语言，却必须站在曾经的同胞对面。当他说出“我去“时，周围的中国军官都沉默了。郑洞国看着他，看了很久，然后点了点头：“带上白旗。如果鬼子开枪，我们会替你报仇。“
安井笑了笑，那笑容里有一种殉道者的平静：“他们不会开枪的。丸山房安是个聪明人，他知道瘟疫比子弹杀人更快。“
他举着一根绑着白色绷带的木棍，独自一人走进两军之间的无人区。那是一段不到五百米的距离，却像一条横跨阴阳两界的河流。他深一脚浅一脚地踩在泥水里，每一步都能感觉到脚下柔软的、不确定的触感——那是泥土，还是尸体，他已经不敢低头去分辨。空气中弥漫着浓烈的尸臭，像一堵无形的墙，他必须屏住呼吸才能穿过。几只乌鸦被他的脚步声惊起，从不远处的尸体堆中扑棱棱飞起，发出刺耳的叫声，又落在更远处的断墙上，歪着头打量这个孤独的行人。
接替阵亡的山畑实盛、指挥兵营区第2大队作战的冷川凉介少佐，在临时指挥所里接见了安井。
那指挥所设在一座半塌的银行地下室里，空气中弥漫着霉味、血腥味和某种更甜的、类似腐烂水果的气息。冷川凉介是个三十出头的男人，面容清瘦，戴着一副金丝眼镜，看起来更像一个中学教员而不是陆军少佐。他的军服虽然破旧，但洗得很干净，领口的风纪扣一丝不苟地扣着，与周围那些蓬头垢面、眼神狂乱的士兵形成鲜明对比。
见到来洽谈的安井，冷川凉介没有施加为难。他挥手让卫兵退下，示意安井坐在一只倒扣的木箱上，甚至还递给他一杯水——那是用雨水过滤后烧开的，带着一股铁锈味。
“你是梅利尔的人？“冷川凉介开口，声音温和，不像在审问，像在闲聊。
“曾经是，“安井推了推眼镜，“现在为联军服务。“
冷川凉介点了点头，没有表现出愤怒或鄙夷。他等待丸山房安回复的间隙，忽然反问了一个让安井意外的问题：“你在美国……生活了多久？“
“十五年，“安井回答，“在加州，洛杉矶。开战前我在一家进出口公司做会计。“
“洛杉矶，“冷川凉介的眼神恍惚了一下，像是被某个遥远的记忆刺痛，“阳光很好，是吗？我妻子以前常给我写信，说那里的橘子树冬天也结果。“
原来冷川凉介的日裔美籍妻子和孩子都在美国加州。他是在美国出生的二世（Nisei），妻子是旧金山一家花店的女儿，两个孩子——一个男孩，一个女孩——都在当地的公立学校读书。珍珠港事件后，他和妻子失去了联系。他知道，按照美国政府的规定，他的妻子和孩子很可能已经被送进了某个内陆的集中营——也许是曼赞纳，也许是托帕兹，也许是其他地方。那些地方在沙漠中央，冬天冷得像地狱，夏天热得像熔炉。
这一问，两人竟聊起家常来。
安井告诉他，开战前日裔社区的生活——周末的盆舞节，神社的祭典，孩子们在学校里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却在家说日语，老人们担心两国关系紧张而在客厅里低声议论。冷川凉介静静地听着，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桌上的一张照片——那是他随身携带的唯一一张家人的照片，边缘已经磨损，上面是一家四口在金门大桥前的合影，笑容被泥水渍晕开了一角。
“你恨美国吗？“安井问。
冷川凉介沉默了很久，然后摇了摇头：“我恨这场战争。它让我在这里，让他们在那里。它让我们变成了敌人。“
就在这时，传令兵过来报告：丸山房安长官同意双方停火一天，清理各自的阵亡人员，防止瘟疫蔓延。
冷川凉介站起身，向安井微微鞠躬——那不是军人对敌人的礼节，是一个人向另一个人表达的感谢：“告诉联军，明天日出到日落，我们不会开枪。但日落之后，一切照旧。“
中国这边，90团预备队上来。
这些预备队的士兵们已经休整了两天，但每个人的脸上都写着同样的疲惫和麻木。他们拿着铁锹、担架和防水布，冲进两军之间的无人区。那是一片真正的地狱——泥水没膝，尸体横陈，有的还保持着射击的姿势，有的则像婴儿一样蜷缩在弹坑里。预备队的士兵们没有说话，只是默默地工作：辨认身份牌，将尸体抬上担架，用防水布裹好，然后深一脚浅一脚地运回西机场。
布林德站在西机场边缘，看着这一切。
他看着卫生兵给那些前两天还曾见过的、年轻鲜活的士兵尸体敷撒上石灰。白色的石灰粉末像雪一样落在那些灰白的、肿胀的、或者残缺不全的面孔上，覆盖了泥污和血痂，也覆盖了最后的表情。一个士兵的嘴还张着，仿佛在发出无声的呐喊；另一个士兵的眼睛还睁着，望着天空，瞳孔已经浑浊。布林德认出了其中一张脸——那是150团的一个年轻班长，前天还在向他借火柴，笑着用蹩脚的英语说“Hello, Joe“。
现在，那个年轻人躺在一块防水布上，腹部被弹片撕开，肠子被草草塞回腹腔，用绷带胡乱缠住。卫生兵将石灰撒在他的伤口上，发出“嗤嗤“的声响，然后两名民夫将他抬起，装进一口薄板钉成的棺材。棺材没有盖子，只是用一块帆布盖住，然后被叠放在机场西侧那片空地上。
抬进缅甸人打好的棺材，堆得越来越高。那些棺材像积木一样被叠放起来，一层，两层，三层……形成了一座灰白色的、不断生长的山丘。棺材山。每一块木板下都躺着一个曾经会笑、会怕、会想家的年轻人。布林德看着这座山，感到它犹如一块巨石压在心头。
他感到无比愧疚。
这种愧疚不是抽象的，是具体的，像一把钝刀在他的内脏里缓慢地搅动。他想起自己在布雷顿森林的柱廊下，与夏洛克讨论美元与黄金时的从容；想起自己在华盛顿的办公室里，用铅笔在地图上标注“战略价值“时的冷静。那时，这些年轻人是数字，是“伤亡率“，是“推进成本“。而现在，他们是尸体，是石灰下的沉默，是棺材山里的一小块空间。
“我做了什么？“布林德喃喃自语，声音轻得被雨声吞没，“我做了什么值得他们这样？“
没有人回答他。只有担架队来回穿梭的脚步声，只有石灰撒在伤口上的嗤嗤声，只有棺材板被钉子敲入的沉闷声响。
日本人这边，丸山房安考虑守备官兵持续作战太久，没有太多精力和体力去妥善处理阵亡士兵尸体，下令先采取权宜的方式收骨。
这是日本陆军的传统——“拾骨“，即将阵亡者的遗骸或部分遗骸带回本国，交给遗属安葬。但在密支那，这已经成了一种奢望。没有完整的尸体，没有清洁的布，没有装遗骨的瓷罐。只有一把把锋利的手术刀，一个个写有名字的小布袋，和一堆堆等待焚烧的柴薪。
人手不够，井川永和三名卫兵被派过来。
井川永走在通往阵地的路上，感到自己的胃在抽搐。他见过死亡，见过屠杀，但接下来的任务让他感到一种更深的恐惧。他们被带到兵营区后方的一片空地上，那里已经堆放了数十具日军的尸体——有的躺在弹坑里，有的蜷缩在战壕中，有的则和敌军的尸体纠缠在一起，像一对对死去的摔跤手。
大家各持一把锋利的手术刀，麻木地把阵地外、坑道中阵亡的日军手指切下一截。
那是食指，或者中指，通常是右手——因为指纹在右手。手术刀是军医借来的，刀刃在阴云下闪着一种病态的寒光。井川永蹲在一具尸体旁，那是个年轻的士兵，脸上还保持着痛苦的表情，嘴唇干裂，眼窝深陷。井川永用左手握住尸体的右手，那只手已经僵硬，关节弯曲，像一把枯枝。他右手持刀，对准第二指节，用力一压。
刀刃切入皮肉，发出一种令人牙酸的、类似切生鱼片的声响。骨头比想象中更硬，井川永不得不用力一撬，“咔嚓“一声，指节断开。暗红色的血从断口处涌出，但已经不多了——尸体里的血早已流干，剩下的只是一些浑浊的、类似浆液的液体。
他将那截手指放入一个小布袋。布袋上用毛笔写着死者的名字和部队番号——“田中一男，步兵第2大队第5中队“。然后，他拿起下一个。
核对，装入，下一个。核对，装入，下一个。
动作机械而重复，像一台被设定好程序的机器。但每一次刀刃切入皮肉，井川永都感到自己的某一部分也在被切割。他的手套已经被血和泥浸透，变得滑腻腻的。他的鼻尖萦绕着那种甜腻的、腐败的气息，让他头晕目眩。
再把尸体堆在一起浇上汽油焚烧。
尸体被堆成一个金字塔形，浇上从废弃车辆里抽出来的汽油。火柴划燃，“轰“的一声，火焰蹿起，像一头突然苏醒的橙色野兽，吞噬了那些曾经是人的躯体。皮肉在高温下收缩、爆裂，发出“噼啪“的声响，像春节的爆竹。脂肪被烤化，滴落在火堆底部，形成一滩滩燃烧的油洼。黑烟滚滚升起，带着一种令人作呕的、烤肉的气味，与雨幕混合，变成一种粘稠的、黑色的雾。
最后推入挖好的浅坑覆上泥土掩埋。
井川永和卫兵们用铁锹将骨灰和未烧尽的骨头铲入浅坑。那些骨头是白色的，有的还保持着关节的形状，有的则碎成了渣。泥土覆盖上去，发出“沙沙“的声响，像在为死者盖上最后一床被子。但坑太浅，土太薄，雨水一冲，白色的骨茬就会从泥里露出来，像一群从地狱里伸出的、无声的手指。
在切割手指的时候，井川永发现不少阵亡日军的大腿股肉被割掉。
起初他以为自己看错了。那具尸体躺在一个弹坑边缘，左腿的军裤被撕开，大腿内侧有一块明显的、不规则的缺口，周围的皮肉呈现出一种暗褐色，不像是弹片伤，也不像是刀伤。那切口整齐，像是被锋利的刀具一片片削下来的。
他继续检查下一具。又一具。再一具。
不是一具两具，是十几具，几十具。有的大腿内侧被割，有的屁股被削，有的上臂内侧少了巴掌大的一块肉。伤口边缘发黑，显然不是新伤，是在这些士兵死后、甚至死前就被割下的。
井川永的手开始发抖。他停下手中的活，询问旁边一个正在往火堆里添柴的收骨兵：“这是怎么回事？“
那个收骨兵抬起头，看了他一眼。那眼神里没有惊讶，没有恐惧，只有一种被饥饿和绝望磨蚀殆尽的麻木。他很奇怪地看了井川永一眼，仿佛井川永问了一个极其愚蠢的问题。
“不知道粮食快耗光了吗？“对方的声音沙哑而平淡，像在陈述天气，“一天一个小饭团哪够充饥！敌人的尸体不是离太远就是抢不到，抢到了也会被长官收走。不吃这个，吃什么？“
他说完，转过身，继续往火堆里添柴。火焰映红了他的侧脸，那张脸上没有表情，只有一种原始的、动物般的专注。
井川永顿时反应过来。
他的胃像被一只冰冷的手狠狠攥住，然后猛地一拧。他想起过去几周里，那些“特殊炖肉“的味道——他曾以为是某种野味，或者是从当地征发的牲畜。他想起战友们吃饭时那种贪婪的、近乎疯狂的眼神，想起有人偷偷把骨头藏起来啃食的场景。他想起自己也曾吃过，也曾觉得那肉的味道有些奇怪，有些酸，但他太饿了，饿到没有力气去怀疑。
一时没忍住，井川永撑着身旁一堵断墙，一阵昏天暗地的恶心干呕。
他吐不出任何东西——他的胃里几乎空空如也，只有一些胆汁和酸水。但干呕比呕吐更痛苦，那是一种从腹腔深处发起的、全身性的痉挛，每一次收缩都让他感到自己的内脏在被一只无形的手挤压、扭转。他的眼泪和鼻涕一起涌出，混合着脸上的泥水和烟灰，变成一种肮脏的、咸涩的流体。
他吐了很久，直到再也吐不出任何东西，直到他瘫软在泥水里，背靠那堵断墙，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
雨还在下。冰冷的雨水打在他的脸上，冲刷着他嘴角的秽物，却冲刷不掉他鼻腔里那种味道——那种混合着汽油、焦肉、腐尸和某种更甜的、类似人肉的气息。那是密支那的味道，是地狱的味道，是这个疯狂的世界在他灵魂上烙下的、永远无法祛除的印记。
井川永抬起头，望着灰蒙蒙的天空。他想起爱田子，想起她赤裸的身体，想起她愤怒的眼睛，想起她在他怀里放声大哭时的颤抖。他忽然觉得，在这个世界里，爱田子和那个吃人的收骨兵，本质上没有什么不同——他们都被战争剥去了所有文明的伪装，变成了为了生存而挣扎的动物。
而他，井川永，一个曾经梦想着成为教师的年轻人，现在正蹲在泥水里，手里还握着一把沾满同胞血迹的手术刀，刚刚吐完了胃里最后一点东西。
他低头看着那把刀。刀刃上反射着天空的灰色，像一面扭曲的镜子，照出他那张同样扭曲的、不成人形的脸。
“这就是战争，“他对自己说，声音被雨声撕得粉碎，“这就是……我们变成的东西。“
远处的火堆还在燃烧，黑烟滚滚，升向天空，像无数条黑色的手臂，在雨中徒劳地抓挠着。而在火堆的另一边，联军的棺材山也在生长，一层，两层，三层……像一座由死亡堆砌的阶梯，通向某个无人知晓的、黑暗的彼岸。
停火的一天，在尸体的搬运、切割、焚烧和掩埋中，缓慢地流逝。太阳从云层后露出一丝惨白的光，又缓缓沉入西边的山峦。当最后一缕光线消失时，枪声再次响起——不是同时，而是零星地，试探地，像两群野兽在黑暗中重新嗅到了对方的气息。
然后，一切照旧。
绞肉机，重新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