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场相互缠杀的战斗整整持续了三天。
当杨希真陪同布林德冒雨来到兵营街区阵地这边巡察时，雨势已经由倾盆转为绵密的阴雨，像一层灰色的纱幕，将整个世界笼罩在一种暧昧而腐朽的湿润中。但这雨洗不净任何东西——它只能让血水流得更远，让尸体泡得更胀，让空气中的恶臭更加粘稠地附着在每一寸皮肤上。
这么久以来，布林德第一次由衷对战争感到说不出的恶心。
不是恐惧，恐惧他在无数次战场中已经经历过了；不是愤怒，愤怒在珍珠港事件后就一直燃烧在他胸口。这是一种更深层的、生理与灵魂同时发出的排斥反应——就像一个人突然看清了自己赖以生存的机器，其内部齿轮是如何由绞碎的肉骨和碾磨的鲜血来润滑的。
他觉得很累了，心累。
整个战场就像一座绞肉磨坊。
兵营街区原本是一排排整齐的砖木结构营房，现在只剩下焦黑的骨架和坍塌的墙壁。街道已经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一连串被炮弹串联起来的积水弹坑，坑与坑之间由泥水和血肉铺成的“地面“连接。遍地可见泡在污水坑中、爬满蛆虫的肿胀发白尸体——那些尸体在热带的高温高湿下迅速腐败，皮肤呈现出一种诡异的、半透明的灰白色，像被水泡发了的馒头，表面的毛孔里钻出密密麻麻的白色蛆虫，随着尸体的轻微浮动而起伏，仿佛那些尸体本身还在以某种方式呼吸。
还有被砍掉的残肢断臂，有的还穿着军服的袖子，手指保持着抓握的姿势；有扣掉的眼珠，混在泥水里，像两颗被踩扁的玻璃珠；甚至腑脏器官——一段肠子挂在断墙的铁丝网上，随风摇晃；一个肝脏泡在弹坑的积水里，引来一群绿头苍蝇，发出令人牙酸的嗡嗡声。本方的、日本人的都有，有些已经分不清国籍，只能根据军靴的样式或残存衣料的颜色勉强辨认。湿闷的空气中弥漫着令人作呕的浓烈尸臭味——那不是单一的臭味，是腐败蛋白质、硫化氢、粪便、火药残留和某种更甜的、类似烂水果的气息混合而成的综合体，浓到几乎可以用刀切开，浓到让雨水都带上了某种油腻的质感。
布林德戴着军用手套，但手套早已被泥血浸透，手指间滑腻腻的。他每走一步，靴子都会陷入一种介于泥浆和肉酱之间的物质里，发出“咕唧“的声响。他不敢低头看，但又不得不看——因为那些“地面“随时可能让他滑倒。
踏足这片满是鲜血泥泞、污秽似修罗地狱般的街面，布林德满腹心事地纠结着夏洛克交待自己的核心任务。
那个在布雷顿森林的柱廊下与他碰杯的男人，那个掌握着黄金与铀矿石秘密的“伯乐“，交给他一个无法对任何人言说的使命：观察密支那战役的进程，评估中国战场的战略价值，并确保一条从马六甲到洛斯阿拉莫斯的秘密链条不被切断。夏洛克的话语还在他耳边回响：“密支那的每一滴血，都是在为曼哈顿计划争取时间。如果东方战场崩溃，如果日本人从中国大陆抽调兵力南下太平洋，B-29就没有基地，***就没有投送手段。到那时，预备方案就会启动——那意味着更多的塞班岛，更多的密支那，更多的……绞肉机。“
布林德当时不懂“预备方案“的全部含义，但现在他懂了。他看着眼前这座真正的绞肉机，突然明白了夏洛克所说的“极端情况“是什么——如果核计划失败，如果美国不得不一寸一寸地攻占日本本土，那么眼前这种相互屠戮的作战方式就会延续下去，从密支那复制到冲绳，从冲绳复制到九州，直到整个太平洋变成一片由碎肉和断骨铺成的沼泽。
他随手拾起一块埋在泥水中的金属片。
那是一块三角形的铜质徽章，边缘已经被弹片崩得卷曲，表面糊满了黑褐色的泥垢。布林德用拇指擦去上面的泥水迹，露出底下斑驳的铭文——“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他默默看了几秒，然后转手递给杨希真。
杨希真接过校徽，手指微微一颤。他认得出这个标志——清华、北大、南开三校南迁合并而成的西南联大，是中国战时最高学府的象征，是无数青年学子在轰炸和迁徙中守护的火种。这块校徽怎么会出现在密支那的战场上？它的主人是一个投笔从戎的学生兵？是一个被征召的翻译官？还是一个战死后被炮火翻埋了身份的、不知名的年轻人？
杨希真将校徽紧紧攥在手心，铜质的棱角刺进他的皮肉，带来一丝清醒的疼痛。他没有说话，只是将校徽揣进了贴身的口袋，仿佛在为某个素未谋面的同胞收殓遗骨。
他们再跃过一处积水大弹坑。那弹坑直径足有五六米，坑底积着浑浊的、泛着油花的泥水，水面上漂浮着一层绿色的、类似水藻的东西——布林德不敢细看那是不是某种人体组织。他助跑几步，奋力跃过坑沿，靴子落在对岸的瓦砾堆上，发出哗啦一声响。
就在这时，布林德忽听见身旁一处废墟瓦砾中似乎有微弱呼叫。
那声音极其细微，像一缕即将断线的蛛丝，夹杂在雨声和远处零星的枪声中，几乎难以分辨。如果不是布林德恰好落地时侧耳倾听，如果不是那声呼叫带着一种独特的、属于活人的颤抖，他可能会以为那只是风声穿过碎砖的呜咽。
“希真！“布林德压低声音，但语气急促，“这边！“
两人赶紧招呼，一起抬起一截断树残根，然后徒手刨开覆盖在上面的碎砖和瓦片。砖块被雨水泡得发酥，一掰就碎，但下面压着的混凝土块却沉重异常。布林德的手套被一块锋利的钢筋划破，掌心传来一阵刺痛，但他顾不上这些。
挖了大约两分钟，他们终于清出了一个小空间。
那是一个左腿被齐膝炸断的中国士兵。
士兵仰面躺在泥水里，身下垫着一具日军的尸体——那具日军尸体的腹部被剖开，肠子流了一地，与士兵的断腿纠缠在一起，像两株被狂风扭结在一起的、腐烂的植物。士兵的左腿从膝盖以下完全消失，断口处血肉模糊，白色的骨茬刺破皮肉，像一截折断的树枝。他的军服已经烂成了布条，胸膛上布满了弹片划开的伤口，但最触目惊心的是他的右手——那只手死死攥着一截还在滴血的、显然是日军肠子的东西，指关节因为用力而发白，指甲深深掐进那团暗红色的组织中，仿佛那是他最后的、唯一的武器。
士兵的身体不时在颤抖，脸上露出撕心裂肺般的痛苦表情。但他的眼睛还睁着，瞳孔因为失血和疼痛而涣散，却依然望着天空，望着那层灰色的、永无止境的雨幕。他的嘴唇在翕动，发出那种微弱的、像婴儿啼哭般的呼叫。
布林德跪了下去。
他不顾泥水和血污，不顾那具日军尸体散发出的恶臭，伸手抱起了这个跟托尼年龄相仿的伤兵。伤兵很轻，轻得像一袋稻草，轻得让布林德感到恐惧——仿佛他抱着的不是一个完整的人，而是一具已经被掏空了一半灵魂的躯壳。
幼年时全家被中国人从废墟中所救的场景再度涌现。
他至今记得那张中国人的脸。
旧金山大地震，一群中国人，冒着余烬和倒塌的危险，徒手刨开瓦砾，将他和家人拖了出来。那个中国人的脸满脸烟灰，牙齿发黄，但眼睛亮得像星星。那个人用粗糙的手掌拍去他脸上的灰尘，用带着浓重口音的英语说：“娃娃，没事。“
此刻，他抱着这个浑身秽泥血污、手里死死攥着一截日军肠子的伤兵，一股愧疚之情霎时涌上心头。
他愧疚于自己此刻的任务，他在这里观察、记录、评估，本质上是在用这些士兵的鲜血兑换华盛顿办公室里的战略筹码；他更愧疚于那种无法言说的、被夏洛克赋予的任务，仿佛他的使命比眼前这个年轻人的生命更高尚，仿佛曼哈顿计划的公式比这条断腿更有价值。
珍珠港的家仇，密支那的血债，让他对日本人的恨意更增几分。但此刻，当他低头看着怀中断腿士兵那张因痛苦而扭曲的脸时，他忽然意识到，恨意救不了任何人。恨意只能制造更多的断腿，更多的肠子，更多的、泡在污水里爬满蛆虫的尸体。
“医护兵！“杨希真起身大声呼叫。
他的声音在废墟间回荡，像一把锋利的刀，劈开了战场的死寂。片刻后，一列担架快速冲了过来。两个穿着红十字袖标的医护兵抬着担架，深一脚浅一脚地越过弹坑和瓦砾，泥水溅到他们的裤腿上，但他们顾不上这些。
布林德内心无比复杂地等医护兵给伤兵扎上一针镇痛剂。那针吗啡是从美军补给站调来的，珍贵的、救命的液体被推进伤兵的血管，他扭曲的面容稍稍松弛了一些，喉咙里发出一声长长的、像叹息般的**。医护兵迅速用止血带扎住断腿上方，用绷带简单包扎，然后将伤兵抬上担架。
在抬起的瞬间，布林德注意到，伤兵那只攥着日军肠子的右手，依然不肯松开。医护兵试图掰开他的手指，但伤兵在昏迷中依然保持着那种可怕的握力，仿佛那是他与这个世界最后的连接。最后，医护兵只得作罢，让那截暗红色的肠子随着担架一起晃动，像一面怪异的、血肉的旗帜。
担架匆匆而去，消失在雨幕中。布林德跪在那里，保持着怀抱的姿势，直到杨希真伸手将他拉起来。
他脑海中不断浮现刚刚一路见到的血腥场景——那些肿胀的尸体，那些扣掉的眼珠，那段挂在铁丝网上的肠子，以及那个学生兵的西南联大校徽。心情愈加感到沉重，像有一块巨石压在他的胸口，让他每一次呼吸都感到疼痛。
但他明白，这是战场，没有规则和人性，你死才能我活，要想生存就只能比敌人更加麻木和凶狠，这就是战争的残酷。这不是顿悟，是一种缓慢的、令人窒息的沉沦——他感到自己正在变成一台机器，一台能够面不改色地跨过尸体、计算伤亡、评估战略价值的机器。
密支那战役只是预演。
如果照夏洛克所说，若曼哈顿计划无法实施，或是并没给自己交待清楚的所谓极端情况出现，将来这种相互屠戮的作战方式就会延续下去，直到日本人彻底投降为止。布林德逐渐有些想透了——不是想通了，是想“透“了，像一块被水浸透的海绵，沉重而饱和，再也吸收不了更多的苦难。
暂时没有别的办法。要想阻止那套预备方案变成现实，或许只有不惜代价保障曼哈顿计划向前推进。让***在洛斯阿拉莫斯的沙漠里诞生，让B-29从天宁岛起飞，让一切在瞬间结束——哪怕那种结束本身也是一种巨大的、不可饶恕的罪恶。但至少，那种罪恶是短暂的，而不是像眼前这样，一天一天、一寸一寸地，将人类的肉体和精神碾磨成齑粉。
汉斯扣他私人信件这事想来也算了。那个OSS的幽灵，那个监控着他每一封家书的阴影，此刻在他心中变得微不足道。隐忍下来吧。如果个人的隐私、个人的情感、甚至个人的尊严，能够换取这场绞肉机的提前关闭，那么被监控又算得了什么？
“老布，“杨希真在一旁皱着眉，依据经验提醒道。
他的声音将布林德从沉思中拉回现实。杨希真指着周围那些已经开始鼓胀的尸体，眉头紧锁：“再不赶紧安排清理已腐败发烂的阵亡人员尸体，疫病传开，大家都很麻烦。霍乱、伤寒、鼠疫……在密支那这种地方，比日本人的刺刀杀人更快。“
布林德神情木然地点点头。他知道杨希真说得对。在军事史上，死于疫病的士兵往往多于死于战火的。但他此刻已经没有力气去安排这些了。他感到一种深沉的疲惫，不是身体的，是灵魂的——仿佛他所有的情感、所有的记忆、所有的道德判断，都在这三天里被这座绞肉机碾碎，只剩下一个空壳，一个还能行走、还能点头、还能执行命令的空壳。
他最后看了一眼那个伤兵被挖出的弹坑。那里，日军的尸体还半埋在瓦砾中，腹部的创口像一张无声的嘴，对着灰色的天空。雨水落在那具尸体的脸上，冲刷着那双已经浑浊的眼睛，仿佛某种迟来的、毫无意义的洗礼。
布林德情绪低落，和杨希真一起转身，向西机场指挥部走去。
他们的军靴踩在泥水里，发出单调的啪嗒声。杨希真走在前面，背影挺直，像一杆在风雨中不肯弯曲的竹。布林德走在后面，手里还残留着抱过伤兵时的触感——那种湿滑的、冰凉的、介于生命与死亡之间的触感。
他没有回头。他知道，身后的那座修罗地狱还会在那里，明天，后天，直到密支那的最后一个日本人倒下或者被烧死。而他，必须继续走下去，走向那个有地图、有电报、有战略决策的指挥部，走向那个属于夏洛克的、属于曼哈顿计划的、属于更高层级的冷酷理性的世界。
但在他心底，某个角落已经永远地改变了。那个角落属于那个攥着日军肠子的断腿士兵，属于那块西南联大的校徽，属于旧金山大地震记忆废墟中那双亮得像星星的眼睛。
他再也回不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