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没有。他在新加坡的活动正常公司照常运营，社交媒体没有异常。他可能还不知道自己已经进入了ICAC的调查范围。”
他不知道。
这是一个关键的信息差。Victor Tan不知道陈蔚霖已经供出了他的名字。他不知道ICAC已经向新加坡发出了协查请求。他不知道他的Meridia Advisory和Apex Fintech Ventures的信息已经被摊开了。
他以为自己还在暗处。
“这个信息差能保持多久？”
“取决于陈裕康的律师团队是否会通知Victor Tan。按照法律伦理，Whitfield不能主动向第三方泄露ICAC调查的内部信息但陈裕康本人可以。如果陈裕康通过私人渠道告诉Victor Tan'你被提到了'信息差就消失了。”
“陈裕康和Victor Tan之间的通讯渠道是什么？”
“不确定。大概率是加密通讯。但陈裕康现在的通话可能被ICAC监控了法院在签发传讯令的同时通常会批准有限范围的通讯监控令。如果陈裕康用正常的电话或者邮件联系Victor Tan，ICAC可能已经截获了。”
“如果用Signal或者Telegram呢？”
“截获不了。但ICAC的人会注意到陈裕康在使用加密通讯这个行为本身这会被记录在案。”
使用加密通讯不违法，但在一个正在被调查的嫌疑人身上，这个行为会被法庭不利解读。
当天下午，一条不在李思远预期内的消息从吴振邦那里传来了。
穆长准转述的时候语气有变化。
“老板，吴振邦刚才告诉我一件事。他说ICAC调查主任今天上午给陈裕康的律师Whitfield发了一封正式信函。”
“什么内容？”
“ICAC正式通知Whitfield调查范围已从陈裕康的个人行为扩展到'陈裕康及其关联实体的整体运营架构'。具体来说，ICAC将对以下实体展开平行调查：亚太战略顾问有限公司、Pacific Horizon Holdings、CloudBridge Technologies的香港关联实体、以及'与上述实体存在资金或人员关联的任何其他公司'。”
调查范围扩大了。
不再是查一个人，是查一整张网。
“Whitfield的反应？”
“吴振邦说Whitfield在收到信函后半小时内打了一个电话给ICAC的法律联络官。电话的内容不详，但吴振邦的推测是Whitfield在抗议调查范围的扩大。他会主张ICAC在没有额外法院授权的情况下不能单方面扩展调查范围。”
又是程序战。但这次Whitfield的抗议底气弱了管辖权异议已经被驳回，嫌疑人身份已经确认。ICAC在法律上有充分的权力扩展调查范围，只要新的调查对象和原案件有合理的关联性。
而关联性已经被陈蔚霖的供述和银行流水证明得一清二楚。
“吴振邦还说了什么？”
“他说ICAC的调查主任在信函的最后一段加了一句话'如调查过程中发现涉案活动延伸至香港以外的司法管辖区域，ICAC将通过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渠道寻求相关国家和地区执法机构的配合。'”
国际刑事司法协助。写在正式信函里这是对陈裕康和他的律师的警告：你的网络有多大，ICAC就会查多远。
李思远把这条信息记在了备忘本上。
然后他拨了朱庆明的内线。
“庆明，刘司长批了审查的事中方同意支持IMF启动框架关联实体合规审查，中方代表参加审查小组。帮我约刘司长的时间，明天上午，半小时。”
“约什么内容？”
“我要跟他谈审查小组中方代表的人选。”
“你自己去？”
“我自己去。”
朱庆明挂了电话。
李思远把备忘本翻到新的一页，写下了一行字。
“审查小组：跨境调查、IMF框架、ICAC配合、Victor Tan、帕克斯所有的线要在审查里汇合。”
笔尖在“汇合”两个字下面画了一道线。
他的手机在这时候震了。
洛清漪的微信。
“温德尔收到了你的回复。他说中方的响应速度'超出预期'。他还说了一句'审查小组的第一次会议预计在下周举行，地点待定。建议中方代表在会议前准备一份关于涉案实体在亚太区域活动的情况说明。'”
情况说明。
这意味着在审查小组的第一次会议上，中方需要亮出自己的牌把已经掌握的关于陈裕康网络在亚太区域的信息系统性地呈现出来。
李思远看着洛清漪的消息，想了半分钟。
然后他回了一句。
“情况说明我来写。你帮我和温德尔确认一件事审查小组的成员名单里，有没有新加坡方面的代表？”
洛清漪的回复在三分钟后。
“问了。温德尔说审查小组初步由五方签约国各派一名代表，加上秘书处的两名法务人员组成。新加坡不是签约方，不在审查小组里。但温德尔补充了一句'如果审查涉及非签约国的实体和个人，审查小组可以向该国发出信息调取请求。'”
非签约国的实体和个人。
Victor Tan。Meridia Advisory。Apex Fintech Ventures。Eastbridge Capital。
全部在新加坡。
审查小组的信息调取请求比ICAC的正式司法协助请求更灵活、更快、覆盖面更广。
两条渠道同时推进。ICAC走正式的刑事司法协助。IMF审查小组走合规审查的信息调取。殊途同归，目标一致拿到Victor Tan的完整商业记录。
Victor Tan还不知道两张网正在同时张开。
第三百三十一章我要去日内瓦，代表中方
周五上午九点半，李思远走进了刘辉云的办公室。
他没有带笔记本，只带了那个已经写到第三十页的备忘本。
“刘司长，关于审查小组中方代表的人选，我有一个建议。”李思远开门见山。
刘辉云抬起头，示意他坐下。“你说。”
“我建议由我来担任。”
刘辉云的脸上没有什么意外的表情，似乎早就料到他会这么说。“理由。”
“三个理由，”李思远伸出手指，“第一，我是目前央行内部最熟悉这个案子所有细节的人。从陈裕康的网络结构、资金流向，到CloudBridge的技术方案、帕克斯的舆论攻击，再到ICAC、FINMA、MAS等多方的调查进展，所有的信息在我这里是汇合的。审查小组的第一次会议，需要有人能把这些碎片化的信息整合成一张完整的地图，向其他签约方代表和秘书处展示中方掌握的情况。这个人必须是我。”
他说得很平静，但每个字都带着不容置疑的分量。
“第二，审查小组的工作性质是技术性和法律性的结合。它既要审查CloudBridge的技术方案是否合规，也要调查其背后的商业行为是否违法。我的背景是技术，但过去这几个月，我一直在处理法律和情报层面的问题。我能和温德尔、Dubois、Huber这些人用同一种语言沟通。派一个纯粹的法律专家或者纯粹的技术专家去，都会有短板。”
刘辉云的指节在桌面上轻轻敲了敲，没有说话，在听。
“第三，”李思远停顿了一下，“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这次审查是中方第一次在IMF主导的多边框架下，深度参与一次针对复杂跨境金融犯罪的合规调查。我们在小组里的表现，不仅关系到陈裕康案的走向，更关系到未来中方在国际金融治理体系里的话语权。我们不能只做一个被动的配合者，我们要成为议程的设置者。我要去，不是为了去回答问题，是为了去提出问题，引导审查的方向。”
引导审查的方向。
这六个字让刘辉云的动作停了下来。他看着李思远，这个他一手从技术处提拔起来的年轻人，在过去几个月里以一种惊人的速度成长。他不再仅仅是一个能解决技术难题的专家，他开始具备一种战略性的视野，一种在复杂的国际博弈中找到支点和力臂的能力。
“你准备好了？”刘辉云问。
“我正在准备。”李思远把备忘本翻开，“温德尔要求中方代表在第一次会议前，准备一份关于涉案实体在亚太区域活动的情况说明。这份说明，我已经开始写了。它会系统性地梳理出陈裕康网络在香港、新加坡、印尼、马来西亚、泰国的全部已知活动，并附上我们掌握的初步证据链。这份报告本身，就会是中方为第一次会议设定的议程。”
刘辉云拿过备忘本，翻了几页。上面的字迹工整，但线条和箭头勾勒出的关系网络却错综复杂，充满了紧张感。他看到了Victor Tan的名字被圈在中心，看到了Greystone和Eastbridge的名字，看到了那条从开曼群岛指向华盛顿的资金线。
“你把这些都放进去？”
“对。全部放进去。”李思远回答，“审查小组是一个信息交换的平台。你想从别人那里拿到信息，首先要展示你自己掌握的信息。我们把牌亮出来，Huber才会跟进对Greystone的调查，美国那边才会正视帕克斯的问题，ICAC的协查请求才能在新加坡获得更高的优先级。这是一场用信息换信息的博弈。”
刘辉云合上备忘本，还给了他。
“好。你去。”他做了决定。“总行这边，我会马上走完程序。任命你为央行特别代表，参与IMF日内瓦框架关联实体合规审查小组。对外身份是央行国际司顾问。”
“谢谢刘司长。”
“别谢我。”刘辉云的语气严肃了起来，“思远，你要清楚，从你坐上日内瓦会议室那张桌子开始，你就不再只是李思远。你说的每一句话，提交的每一份文件，都代表中国人民银行。你的对手不只是陈裕康的律师，还有其他各方的代表，他们背后都有各自国家的利益诉求。你这次去，不是去查案，是去打仗。一场在规则框架下的战争。”
李思远点了点头，他明白这份任命的重量。
“还有一件事，”刘辉云看了一眼日程表，“审查小组的第一次会议什么时候开？”
“温德尔的邮件说预计在下周。具体日期待定。”
刘辉云的秘书在这时敲门进来，递给他一份刚刚收到的传真。刘辉云扫了一眼，眉头皱了起来。
他把传真推到李思远面前。
是IMF秘书处发来的正式会议通知。
“框架关联实体合规审查小组首次工作会议。时间：下周三上午九点。地点：瑞士，日内瓦，IMF欧洲办事处。”
周五。通知下周三开会。刨去周末，只剩下两个工作日。刨去飞去日内瓦的十几个小时。
留给李思远准备那份“议程设置”报告的时间，只有不到七十二个小时。
刘辉云看着他：“你刚才说你正在准备。现在看来，你的速度要再快一点了。”
李思远拿起那份传真，上面温德尔的签名清晰有力。
他没有半分退缩，只觉得一股压力混合着某种兴奋的情绪冲了上来。
“报告后天晚上交到您办公室。”李思远站起身，“我现在就回去写。”
接下来的四十八小时，李思远几乎没有离开办公室。
朱庆明和国际司的两个年轻同事被派来协助他，负责资料的整理、翻译和格式校对。办公室的白板上画满了实体关联图，比他备忘本上的复杂十倍。每一个节点都标注了信息来源、证据级别和待验证的疑点。
那份“情况说明”的框架在他脑中已经很清晰，但要把每一个细节都用无可辩驳的证据和逻辑串联起来，工作量是巨大的。
他需要把穆长准零散的情报、纪委的约谈记录、公开信息检索的结果、以及施泰纳和温德尔透露的侧面信息，全部编织成一份天衣无缝的报告。这份报告的目标读者是世界上最顶尖的一批金融监管者和法律专家，任何一个漏洞都可能被抓住，进而影响整个报告的可信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