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本吵得不可开交的南洋海贸商行分股之争，最终以江瀚出面一锤定音顺利解决。
朝廷占四成、皇室占三成、勋贵合占两成、剩下一成作为商行赏银；
这一方案既保住了朝廷对海贸的主导权，又从皇室的份额中分出一成赏赐功臣，安抚了勋贵们的不满。
文官们无话可说，勋贵们得了实惠，双方皆大欢喜，此事就这麽定了下来。
而随着冬雪消融、春意渐浓，时间也渐渐来到了建极二年仲春。
北风渐收，河冰初解，千里平川褪去白霜，新绿破土而出。
一年一度的春耕大计，也如期而至。
春耕为国之根本，是万民安生、社稷稳固的第一要务。
二月初二日，龙抬头，正是天子亲耕劝农的日子。
寅时三刻江瀚便早早起了身，换上了一身皮弁服—
这是耕错礼专用的朝服，最早可追溯至周代，天子亲耕籍田时需戴皮弁、着素服，以示躬耕之意，後世历代相沿不改。
而太子江定朔也换上了一身簇新的朝服，准备随行前往观礼。
在整个皇家中，只有皇后不参加耕藉礼，皇后自有其相对应的亲蚕礼。
每年春日，会由皇后率领内外命妇祭祀先蚕神嫘祖，并亲自采桑喂蚕，鼓励天下女子勤於蚕桑纺织，以示「男耕女织」的国本传统。
卯时正，銮驾出午门，沿御道向南，穿过正阳门，直奔南郊的先农坛而去。
先农坛坐落在永定门内西侧，占地足有千余亩，坛台规制与天坛、地坛并称。
此时的先农坛上早已摆好了香案、供品和一应礼器，文武百官们也各自按品级列队，等候天子銮驾到来。
「天子至矣——
「，随着内侍一声声高唱，卤薄仪仗浩浩荡荡地穿过缭绕香菸，缓缓抵达了先农坛。
礼乐声中，江瀚牵着太子走下銮驾，在赞礼官的引导下登上了坛顶。
父子俩接过三柱清香，朝着面前香案上的先农神牌位先後三拜，将香插入炉中，又退後再行一拜三叩之礼。
坛下百官也随之俯身叩拜，山呼万岁，声震四野。
祭拜完神农氏，江瀚随後便来到了耕籍位。
顺天府尹吴熙和户部尚书赵胜早已等候多时，分别献上了耒耜与皮鞭。
在太常寺卿的引导下，两名老农在前牵牛，江瀚则扶着耕犁三推三返，顺天府尹跟随在其後播种。
直到六部九卿与庶人都相继耕种後，整个耕藉礼才算结束。
礼乐声再起，首辅赵胜随即展开一卷明黄绸缎，朗声宣读起了天子劝耕诏：「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朕闻农桑为立国之本，衣食乃万民所系；春耕失时，则秋收无望；秋收无望，则民生困顿。」
「方今仲春启耕，土膏微动、万物生发，四海州县务必以劝农督耕为岁首第一要务。」
「着令两京十三省、各州府县、卫所官吏，即刻下乡督耕，分发粮种，晓谕百姓，趁时播种。」
「凡怠误春耕、敷衍职守、克扣农粮者，一律从重论处，绝不姑息。」
「另，今有玉米、红薯二种域外新粮，耐旱耐瘠、丰产饱腹，可补中原五谷之缺、绝天下饥馑。」
「玉米已於西南三省、陕西等多地试种，历经近十载，岁岁丰产、成效卓着，不忌旱地薄土，当广播於北方诸省。」
「红薯一物，品性更优，不择肥瘠，旱涝可存，其形如拳如枕，皮有红白二色，生熟可食。」
「着令各府州县择地试种，灾伤之地，由官府统一借发种苗，教授扦插之法，育苗之术，勿使良种空转。」
「朕躬耕籍田，亲为万民先；凡我赤子，更宜勤力南亩，共致丰年。」
「布告遐迩，咸使闻知。」
天子劝农诏一经颁布，便由六百里快马昼夜兼程，火速传布至两京十三省。
春耕乃一年之重，各地方官府、卫所不敢怠慢，当即便组织张贴皇榜、筹备粮种、督促治下百姓开渠引水、全力推广新种。
而与此同时，最新一期《大汉月报》也加印了特刊。
月报首版不仅刊载了天子劝农诏，同时还在附刊中辅以大量篇幅，详细解释了玉米和红薯这两种新粮的生长特性、栽种时节、以及储藏方法。
这份通行天下的月报，将会成为新朝劝课农桑、推广新粮的重要帮手。
山西代州，振武卫。
河头村的晒谷场上，初春的日头才刚露出一丝微光，一声清脆的锣声便打破了这座小村庄的平静。
晨雾间，几个穿着皂衣的差役正敲着铜锣，扯着嗓子朝四邻喊话：「村里的父老乡亲，各家各户赶紧都往晒谷场来！」
「陛下开恩，朝廷降旨，免息出借域外新粮，大伙儿赶紧来村口登记造册、
领粮种！」
「手脚麻利点，过时不候！」
听见锣声，村里各家还没睡醒的，被这突如其来的动静一激，立马就从炕上爬了起来。
听说是朝廷要发放粮种、推广新粮，乡民们立刻来了精神，甚至鞋都顾不上提，趿拉着便火急火燎地朝村口奔去；
而原本扛着锄头准备往田间地头去的庄稼汉们，也纷纷调转了方向，跟着人流往晒谷场的方向赶。
不到半刻钟的工夫，村口的晒谷场上便围满了村民，个个都踮着脚尖，想看看朝廷又有什麽新玩意儿。
等到乡民们都差不多到齐後，前头为首的差役才放下铜锣，朗声道：「乡亲们！圣上有旨，今年要在咱河头村推广两种新粮——玉米和红薯。」
「玉米大家伙儿应该不算陌生，朝廷早在十年前就曾在西南等地大规模推广种植，成效颇丰；咱们山西也有不少地方在种这玩意儿。」
「而唯独只有红薯这一类，是未曾在北方见过的。」
「这红薯又叫甘薯、番薯，顾名思义，是从域外番邦传来的一种奇物！」
说着，他从一旁的同僚手中接过来了一坨红薯，在众人眼前晃了一圈：「据说这玩意儿亩产可达千斤，比稻谷麦子强了不知多少倍！」
「而且它不挑土质，极耐乾旱，就算是山地、沙土里也能种植；生吃熟吃都行，不仅能磨粉，还能用来酿酒。」
「除此之外，这红薯的嫩叶青藤也能当菜吃，用来喂牲口也是一等一的好东西！」
「如今圣天子体恤我三晋受灾不浅，土地贫瘠、多旱少雨，因此特下恩旨，命官府免息出借粮种，教授百姓栽种。」
听了这话，人群里顿时传来了一阵骚动。
几个提着锄头的老农更是挤到了最前头，半信半疑地追问了起来：「官爷，您说这红薯————真有这麽神？能亩产千斤？」
「咱种了大半辈子的地，还从来没听说过哪样庄稼能收获这麽些粮食：」
「放以往时，就算是最好的年景，麦子也就只能收个百十来斤，您不会是在骗咱们吧？」
此话一出，围在四周的乡民们也纷纷跟着附和起来：「就是，种粮可不是闹着玩的。」
「要是吹得厉害，到头来种下去没收成，那咱一季的口粮可就全搭进去了。」
「再说了，这番邦来的玩意儿，谁知道合不合咱们山西的水土？」
百姓们有所顾虑是正常的。
红薯虽然高产，但传入大明的时间并不算久，只有三四十年而已。
万历二十一年，是福建人陈振龙冒着杀头的风险，将薯藤绞入吸水绳中，才总算从吕宋将这一高产作物偷偷带回了福州。
虽然经过福建巡抚金学曾大力推广、以及徐光启着书引种，但红薯的传播也终究只局限在福建、广东、江南等沿海地区。
朝廷从未正式将其纳入正粮，更没有形成系统性的推广，北方的百姓别说亲眼见过，连听都没怎麽听过。
这个时代的信息传递本就迟缓，再加上福建、广东地处偏远，又有群山环绕阻隔，所以才导致了这等高产作为难以推广开来；
再者，番薯本属於热带作物，藏种困难，怕湿怕冻，越冬留种在北方是个大难题。
没有朝廷自上而下的大规模推广，只靠民间自发传播，这玩意儿要从福建传到山西，少说也得几十年的工夫。
而事实上，番薯真正在山西大面积推广，已经是乾隆年间的事了。
如今河头村的百姓们连听都没听过这东西，头一回见着，心里犯嘀咕才是正常的。
再加上这几年兵荒马乱的，大夥几都吃够了苦头；官府虽然比前明时靠谱了不少，但谁也不愿意拿一整年的收成，去赌这番邦物产能在自家地里开枝结果。
面对乡民们此起彼伏的质疑，那官差不慌不忙地从兜里掏出了一份《大汉月报》，在众人面前抖了抖，大声道：「圣天子金口玉言、令出必行，又何曾欺瞒过你等？」
「都看好了，这上头白纸黑字可是写得清清楚楚！不仅记载了新粮的特性、
栽种成效等、还写明了储藏以及留种等一应事宜。」
「你们不相信我等小吏，难道还信不过官报？」
见到月报上的红彤彤的官府大印，在场的一众村民才总算打消了些许疑虑，纷纷挤到最前想看个清楚；
可奈何山野村民大多目不识丁，望着满纸墨字皆是一脸茫然，议论声也愈发纷乱嘈杂。
为首的官差见状也颇为无奈，正打算开口通读一遍时，却听人群後方突然传来了一声粗犷的喊声：「都让一让！让一让！」
「咱村里私塾的陈先生来了！让陈先生给咱读一读报！」
说话的是孙峰，而他口中所谓的陈先生，正是化名为「陈怀民」的崇祯皇帝朱由检。
一听这话，原本还嘈杂不堪的人群顿时安静了下来。
拥挤的乡民们自觉让开了一条小道，将目光齐刷刷地投向了後方那个穿着青布直裰的瘦高身影。
朱由检穿过人群，在那几位差役面前站定，略略拱了拱手：「上差有礼了，不知可否将这月报借给草民一观？」
为首的官差自然认得他，见总算来了个识字的，他也乐得清闲，索性便将手里的《大汉月报》递了过去：「本官连说许久，口乾舌燥，既然是陈先生来了那就劳烦你给大家伙儿念一念，讲讲这番薯具体该怎麽栽种。」
朱由检谢过官差，接过月报展开一看。
头版是天子的劝农诏，明令天下州县官吏要以劝农为第一要务，并在两京十三省推广玉米、红薯两类新粮。
而诏书之後，则是整整占了两个版面的附刊，上头清晰地记载了红薯的生长习性、栽种时令、扦插方法、收刨储藏等一应事宜；
甚至还有天子亲笔题写的窖藏法和干薯制粉法，罗列详尽，面面俱到。
朱由检看着眼前的月报，尘封多年的记忆也瞬间涌了上来。
说实话，他对这红薯并非毫无印象。
昔日他高居九五、执掌大明江山之时，时任次辅、礼部尚书的徐光启就曾上书，建议自己大规模推广番薯，以此抵御灾荒、安抚流民、充盈仓廪。
为了劝服朝廷推行新政，徐光启特意将自己早年撰写的心血之作《甘薯疏》
重新誊写上奏，并在其中详细总结了「甘薯十三胜」。
不择地、省肥力、耐乾旱、易贮藏、生熟可食、藤叶可饲畜、亩产数倍於五谷等等——
洋洋洒洒，考证翔实，字字句句都是经年累月亲手试种出来的经验之谈。
可当时崇祯五年，恰逢登莱之变，孔有德、李九成叛乱，山东战火连天；朝廷上下的所有注意力都被牵扯到了这场声势浩大的叛乱里。
彼时内阁首辅周延儒、以及次辅温体仁正斗得如火如茶，党争攻讦不断，中枢的精力都耗在互相拆台上，哪里顾得上一道劝农奏疏。
百官相互推诿敷衍、塞责了事，於是这封奏疏就这麽石沉大海，淹没在了纷繁杂乱的军报和弹章之中。
再加上朱由检本就生性多疑，刚愎自用，骤然听闻有「亩产数千斤」的番邦奇物，他的第一反应便是有人弄虚作假、妄图欺瞒圣听。
抱着这样的心态，於是他便将徐光启给打发去了钦天监，专心修订历法。
时隔数年，沧海桑田，江山易主。
如今朱由检看着手里这份月报，是越看越眼熟「栽种宜用藤条，不宜用种籽」
「藤长一尺五寸，截为三段，每段斜埋入土三寸、行距二尺，株距一尺」
「收获前半月停止浇水，则薯块甜而耐藏」
这上头的记述，分明就是出自当年徐光启的手笔。
他攥着月报的手有些颤抖，心中更是充满了悔恨与酸涩。
假如官报上所言非虚，这红薯真能亩产千斤；假如自己能放下猜忌，正视劝谏，早早在北方诸省推广新粮，那西北、中原的灾荒会不会就能有所缓解？
有了新粮，那些活不下去的边军、流民是不是就不会铤而走险、揭竿而起，以至於倾覆大明三百年基业？
可世上没有後悔药，也没有那麽多假设。
但朱由检转念一想，又觉得有些匪夷所思。
橘生淮南则为橘，生於淮北则为枳，水土异也、物性易也，这是千古不变的道理。
甘薯原产於域外番邦，为何这位新朝天子敢如此笃定，此物能在中原南北迥异的水土中同样生根发芽、丰收无虞？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物产也是同理，福建广东能种的粮食，到了山西陕西未必就能活。
万一真出了什麽岔子，导致新粮减产绝收，岂不是白白耽误了一年农时？
届时万民失望、朝野非议，新朝在天下百姓心中的威信，岂不是要大打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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