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德贵递来一张纸条。
我接过纸条，展开。上面歪歪扭扭写着四个地址，都是江城东边几个乡镇的废品收购站。
“这四个地方，”张德贵压低声音，像是怕隔墙有耳，“上个月都换了老板。原来开店的老人，要么’自愿’转让，要么突然不干了。手法一样——高价收，压价卖，三个月把人挤垮，再低价接盘。”
我把纸条对折，塞进口袋。
张德贵挠了挠头：“姓周的不只是在收铜。他在拢人，把江城这一片的散户一个个吞进去。你那个发小——姓赵的——最近跟着姓周的到处跑，神气得很。”他说完拎起蛇皮袋，“话带到了，我走了。厂里还有活。”
“不喝口水？”
“不了。”他已经跨出门槛，又停了一下，“炜杰，我舅说……你小心点。姓周的不是做买卖，是在划地盘。”
关上门，把纸条又掏出来看了一遍。四个地址，四个被吞掉的收购站。周明远不是在跟李老头抢生意，他是在清场——把江城这一片的散户全部扫干净，然后一个人坐下来，独享整条河的水。
我把纸条压在枕头底下。
第二天是红旗集。
我起了个大早，把货装进两个纸箱，绑在自行车后座。发卡、头绳、木梳、小镜子，还有几副毛线手套——那是上次进货时顺手拿的，想试试水。
集市上的人不少，但我的摊子前始终稀稀拉拉。
一个穿蓝布褂子的老太太走过来，拿起一把桃木梳，对着光看了半天，手指摩挲着梳齿。
“多少钱？”
“三毛五。”
她放下梳子，没说话，走了。三步之外另一个摊子也有木梳，喊价两毛五。我的进价就是三毛，两毛五卖，亏。
过了晌午，一个扎羊角辫的小姑娘蹲在摊子前，捏着一只红色塑料发卡，翻来覆去地看。
“两毛。”我说。
她抬起头，往对面摊子瞟了一眼。对面摆摊的是个四十来岁的妇女，也正往这边看。小姑娘把发卡放下，站起来跑了。对面传来一声吆喝：“发卡一毛五！新到的货！”
我把价格牌翻过来，背面是空白的。摸出铅笔，把”发卡 2毛”擦掉，重新写：“发卡 1毛8”。
一个发卡亏两分钱。但亏两分，总比卖不出去强。
下午人流多起来，有几个妇女围过来看。一毛八的发卡动了，小镜子也走了两副。但头绳几乎没人问——上次进的这批太细，弹力不行，买过的人不回头。
收摊的时候太阳已经偏西。我坐在田埂上清点：今天卖出去六块四，刨去成本，净赚三块二。不算亏，但也谈不上赚。照这个速度，想把投进去的二百块回本，至少还得一个月。
我把铅笔别回耳朵后面，蹬着自行车往家走。
母亲在开铝锅炖排骨。
院子里飘着肉香，我咽了口唾沫。这种香味在九十年代初的普通工人家庭里，意味着今天是个日子——要么是发工资，要么是有什么事值得庆祝。
“哥！”炜婷抱着一摞书从门外进来，马尾辫一甩一甩，“我期末成绩出来了。”
“第几？”
“年级第三。”她把书放在桌上，嘴角抿着，想笑又不好意思笑。
“好样的。”我从兜里掏出今天赚的钱，数出五块八，递给她，“买复习资料。”
“我不要那么多……”她往后缩。
“拿着。”
父亲坐在院角的小板凳上，右手夹着烟，左手搭在膝盖上。那只右手有旧伤，手指微微发抖，是八十年代初在机床上出的工伤。他看了我一眼，烟雾后面脸看不清：“你那个买卖，今天怎么样？”
“一般。”
他”嗯”了一声，没再追问。过了半晌，他把烟头摁灭在砖头上：“吃饭。”
饭桌上摆着搪瓷碗，碗沿上印着”先进工作者”的红字，掉了些漆。铝锅里的排骨炖得酥烂，母亲给每人盛了两块，汤里漂着萝卜片。筷子筒是竹编的，插在桌上的搪瓷缸里。屋角的十四寸黑白电视开着，新闻联播正在播国外局势。
“我年轻那会儿，街道工厂刚开，我去糊纸盒。”母亲突然开口，筷子顿了顿，“一开始一天糊不了一百个，手指头都磨破了。后来熟练了，一天能糊五百个。什么事都是开头难。”
我扒了一口饭，没接话。
父亲看了我一眼，又看了一眼母亲，低头啃骨头。屋里只剩下电视里的播音声和嚼萝卜的脆响。
回到住处，我把纸箱卸下来，点清剩下的货。发卡还剩四十三只，头绳十七根，木梳九把，小镜子六副。收入三块二，加上之前的余钱，兜里一共还有六百多。
把价格牌翻过来，看着上面涂改的数字。“1毛8”，铅笔字歪歪扭扭，像个补丁。
明天不能去红旗了。那个妇女明显是针对我来的，价格咬得死，我耗不过。得换个地方——河西的青山镇，或者南边的河口乡，那边没熟面孔，竞争也小。
但换地方只是治标不治本。问题是进货渠道。市区那个批发市场专宰生人，同样的发卡，老客拿价一毛三，生面孔去就是一毛四。得绕过这层，直接从厂家或者温州客商手里拿货。
温州人。这个念头在我脑子里转了一圈。九零年前后，温州商贩像候鸟一样全国各地飞，背着样品和报价单，住最便宜的小旅馆，把纽扣、拉链、发卡、小镜子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各个乡镇。他们手里有底价，但得先找到他们。
我正想着，门外传来脚步声。不紧不慢，布鞋踩在泥地上的声音。
我拉开门。李老头站在院子里，脸色比上次见的时候好了不少，不再那么灰败。他左手捏着一份报纸，油墨味还没散。
“你看这个。”他把报纸递过来。
我接过来。是省城的《商报》，第三版右下角一条简讯：“东海贸易公司近日完成多笔大宗废旧金属交易，总经理郑东海表示将继续拓展省内市场……”
“郑东海在省城做生意，不犯法。”李老头说，声音压得低，“但他在江城做的事，不干净。我打听清楚了——他盘下的收购站，用的不是正规合同。西街老孙头的店，老孙头不肯卖，三天后被人堵在巷子里，腿被打折了。现在还在床上躺着。”
我盯着报纸上的”东海贸易”四个字。铅字印得规整，油墨蹭了一点在我拇指上。
不是做买卖。是在清场。
李老头看着我，眼睛在暗处亮了一下：“炜杰，这事比你我想的都要大。你……还打算干下去吗？”
我把报纸折好，递还给他。院墙外面有狗在叫，叫了两声，被人喝止了。
“干。”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