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十五日，下午三点。南苏丹，朱巴郊区，难民营医疗站。
苏晴处理完最后一个病人，脱下白大褂，挂在了门后的挂钩上。她转过身，看着肖遥：“走吧。我带你去看看这个地方。你既然要帮忙，总得先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
两人走出医疗站，在难民营里漫步。苏晴一边走，一边给他介绍这里的情况——这个难民营里住着大约一万五千人，大部分是从附近冲突地区逃过来的平民，有些已经在这里住了三年以上。医疗站里有五个医生和十二个护士，每天要接待两百到三百个病人。最常见的疾病是疟疾、霍乱、营养不良和呼吸道感染。药品和医疗器械严重短缺，很多时候他们不得不在极其简陋的条件下进行手术——用酒精消毒的手术刀，用缝衣线代替缝合线，用塑料瓶制作的简易输液器。
肖遥默默地听着，没有打断她。他看到路边蹲着几个小孩，光着脚，穿着破旧的衣服，用好奇的眼神打量着他。他看到一个女人坐在帐篷门口，怀中抱着一个婴儿，眼神空洞而疲惫，婴儿的脸上落满了苍蝇。他看到一个老人躺在一张破旧的草席上，身上盖着一张薄薄的毯子，呼吸微弱而急促，旁边放着一个空碗。
他停下脚步，沉默了很久。然后他转过头，看着苏晴：“我能帮什么忙吗？”
苏晴看着他，沉默了片刻：“你会什么？”
“什么都不会。但我可以学。”
苏晴笑了：“好。明天早上六点，医疗站门口见。我教你。今晚好好休息，明天有你忙的。”
第二天早上六点，天刚蒙蒙亮，肖遥准时出现在医疗站门口。苏晴已经在那里了，穿着一件洗干净的白大褂，手中拿着另一件叠好的白大褂和一副橡胶手套。她看到他，点了点头：“穿上。今天病人很多，我们需要人手。昨天又来了三十多个新难民，其中有十几个孩子需要接种疫苗。”
肖遥接过白大褂，穿在身上。白大褂有些大，袖口盖住了他半个手掌。他笨拙地戴上手套，手指在里面伸展了几下，不太习惯这种束缚感。他跟着苏晴走进了诊室。苏晴一边看病，一边给他讲解基本的医疗知识和操作技巧——如何测量血压、如何包扎伤口、如何给病人分发药品、如何识别疟疾的症状。她的讲解简洁明了，没有一句废话，就像她这个人一样。
肖遥学得很认真，虽然动作笨拙，但态度诚恳。他给一个发烧的小孩量了体温，体温计显示39.5度。他按照苏晴的指导，从药柜里拿出了退烧药，仔细核对了剂量，然后用勺子喂给小孩吃。小孩一开始不肯张嘴，他学着苏晴的样子，轻声哄了几句，小孩终于张开了嘴。他给一个受伤的老人包扎了伤口，老人的小腿上有一道深深的伤口，已经有些化脓。他忍着不适，用棉签蘸着消毒液清洗了伤口，然后小心翼翼地缠上纱布。老人用当地语言说了一句话，他听不懂，但老人的眼神中充满了感激。他给一个孕妇分发了维生素片，孕妇握着他的手，说了几句他听不懂的话，眼眶泛红。
一天下来，他看了上百个病人。他的手指因为反复洗手而变得皱巴巴的，橡胶手套里积满了汗水。他的腰因为长时间弯腰而酸痛不已，脚也因为站了十几个小时而肿胀发麻。但他的心却很充实。那种充实感，不是来自于金钱或者权力，而是来自于一种纯粹的、直接的帮助他人的快乐。他第一次感受到，原来被需要的感觉是这样的——不是作为肖总，不是作为首富，而是作为一个人，一个可以帮助另一个人减轻痛苦的人。
晚上十点，医疗站关门了。苏晴和肖遥坐在医疗站门口的台阶上，每人手中端着一杯速溶咖啡。咖啡是Nescafe的廉价速溶，糖和奶精都已经结块了，但喝在嘴里却格外温暖。头顶是非洲的星空——浩瀚、深邃、缀满了密密麻麻的星星，像是撒在黑绒布上的钻石。银河清晰可见，像一条乳白色的光带横贯天际。远处的难民营里传来几声狗吠和婴儿的啼哭声，然后又归于沉寂。
苏晴喝了一口咖啡，然后开口：“感觉怎么样？”
肖遥沉默了片刻：“很累。但很值得。比签下一百亿的合同还有成就感。”
苏晴笑了笑：“我第一次来这里的时候，也是这种感觉。累得要死，但心里却很满足。我记得第一天结束的时候，我回到帐篷里，倒在床上就睡着了，连衣服都没脱。”
肖遥转过头，看着她：“你在这里待了五年，是怎么坚持下来的？每天都面对这么多苦难，不会觉得绝望吗？”
苏晴沉默了片刻，然后开口：“因为我知道，我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有意义的。也许我救不了所有的人，但只要我能救一个人，那就是值得的。那个小孩退烧了，那个老人的伤口愈合了，那个孕妇平安生产了——这些小小的胜利，就是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肖遥没有回答。他抬起头，看着头顶那片星空，沉默了很久。然后他开口，声音沙哑而低沉：“苏晴，谢谢你。”
“谢我什么？”
“谢谢你让我看到了不一样的世界。谢谢你让我知道，人生还有另外一种活法。”
苏晴笑了笑，没有回答。两人坐在台阶上，在非洲的星空下，沉默了很久。咖啡杯中的热气在夜空中升腾消散，远处的篝火映照着帐篷的轮廓。那一刻，他们不再是曾经的追求者和被追求者，不再是曾经的医生和病人，而只是两个在这片古老土地上短暂相遇的灵魂，分享着同一片星空和同一杯速溶咖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