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业九年（公元613年），隋炀帝杨广不顾天下苍生安危，执意发动第二次征伐高丽的战争，此番征战依旧以惨败收场，非但没能建立赫赫战功，反而将隋王朝彻底拖入深渊。连年征战耗尽了朝廷国库，繁重的兵役、徭役层层加码，各级官吏趁机横征暴敛，天下四海动荡不安，百姓流离失所、饿殍载道，各地农民起义风起云涌、此起彼伏，腐朽的隋王朝统治已然摇摇欲坠。
在这样的乱世之中，齐郡章丘人杜伏威与自幼相交的至交好友辅公祏，早已不堪忍受官府的残酷盘剥与压榨，对隋廷的暴政深恶痛绝。二人眼见百姓民不聊生，决意奋起反抗，在齐郡（今山东省境内）召集一众饱受压迫的贫苦百姓，正式揭竿而起，打响了江淮地区反隋起义的第一枪。
彼时的杜伏威年仅二十岁，正值血气方刚之年，他天生勇武过人、身先士卒，性情豁达大度、待人赤诚，极善于笼络人心、统领部众；而辅公祏年长几岁，心思缜密、足智多谋，深谙行军布阵与权谋策略，二人一文一武、相得益彰，自幼情同手足，起义后更是同心同德、互为臂膀，成为义军最坚实的核心力量。
起义之初，义军队伍人数稀少，装备简陋，没有精良的军械，也没有充足的粮草，但追随杜伏威、辅公祏的部众，皆是不堪压迫、决心死战的敢死之士，个个心怀对隋廷的愤恨，作战悍不畏死。杜伏威、辅公祏审时度势，清醒认识到山东地区驻扎着大批隋军主力，义军贸然与之对抗无异于以卵击石，当即果断制定南下战略，率领部众避开隋军重兵布防区域，一路转战挺进江淮之间的广袤地区。
江淮一带本是隋朝富庶之地，土地肥沃、物产丰饶，是朝廷重要的财赋与粮食产区，可也正因如此，隋廷对江淮地区的征敛无度，苛捐杂税多如牛毛，百姓长期遭受压榨，苦不堪言，心中早已积满怨气。杜伏威率领的义军一路南下，始终秉持护民、安民的宗旨，从不滋扰百姓、抢掠财物，与烧杀掳掠的隋军形成鲜明对比。饱受压迫的江淮百姓，终于迎来一支为百姓抗争的队伍，纷纷扶老携幼响应起义，青壮年主动加入义军，百姓自发为义军提供粮草、情报，义军队伍迅速凝聚起民心。
杜伏威治军极为严明，制定严格的军纪约束将士，严禁欺压百姓、私藏财物，自己更是以身作则，平日里与士卒同吃同住、同甘共苦，从不搞特殊待遇。每次义军攻城略地缴获财货、粮草，他分毫不取，全数分发给麾下将士，抚恤阵亡将士的家属。这种身先士卒、体恤部下的作风，让义军上下对其死心塌地、甘愿效命，全军士气高昂、凝聚力极强。短短数年间，义军转战江淮各地，接连攻克城池、击败隋军零散部队，不断收编各路零散的反隋武装，队伍力量不断发展壮大，一步步成为江淮地区实力最强、影响力最大的反隋武装力量。
大业十二年（616年）七月，杜伏威率领义军一路势如破竹，乘胜进逼江*都（今江苏省扬州市）。扬州是隋炀帝南巡的行在，是隋廷在江淮地区的统治核心，义军兵锋直逼扬州，瞬间让隋廷上下大为震动、朝野惶恐。隋炀帝急忙下旨，派遣右御卫将军陈棱率领朝廷精锐援兵，火速赶赴扬州近郊堵截义军。
陈棱是隋末威名赫赫的名将，麾下统领的皆是训练有素的江淮劲卒，兵力雄厚、装备精良，两军在扬州近郊列阵对峙，一时间剑拔弩张，大战一触即发。杜伏威深知此战关乎义军在江淮地区的存亡发展，意义重大，当即决定亲率义军主力，主动强攻隋军营垒。
激战打响后，战场上杀声震天、兵刃相交，杜伏威身先士卒、冲锋在前，带领将士奋勇拼杀。可激战正酣之际，一支冷箭骤然袭来，正中杜伏威前额，瞬间血流满面，伤势触目惊心。身边诸将见主帅重伤，大惊失色，纷纷劝说暂且退兵、休整再战。杜伏威强忍剧痛，怒声呵斥退兵之议，亲手拔出前额箭矢，鲜血溅满周身战袍，他全然不顾伤势，依旧怒吼着率军冲入敌阵，浴血奋战。
主帅这般悍不畏死、骁勇绝伦的模样，深深震撼了每一位义军将士，全军上下士气暴涨、群情激奋，个个以一当十、奋勇冲杀，抱着必死之心与隋军殊死搏斗。隋军将士从未见过如此勇猛的义军与主帅，见状心惊胆战，军心瞬间大乱，原本严整的阵势彻底崩溃，士兵们四散奔逃、毫无战力，全线溃败。
这场决定性的大捷，让江淮义军声威大振、名震天下。杜伏威趁胜率军乘势追击，接连攻下高邮、历阳等江淮军事重镇，牢牢控制住江淮地区的交通要冲与战略腹地，彻底掌握了江淮战场的主动权。随后，杜伏威以历阳为根据地，正式建立农民政权，自任总管，总揽义军军政大权；任命辅公祏为长史，辅佐自己谋划军机要务、处理政务民政。
政权建立后，江淮各州县的官吏、百姓听闻杜伏威义军的威名，纷纷望风归附，不愿再为隋廷卖命。义军发展至鼎盛时期，麾下拥有数万精锐将士，上千艘作战战舰，占据江淮大片富庶区域，军事实力、政治影响力大幅提升，成为当时足以左右天下局势、与各路群雄分庭抗礼的重要武装力量。
大业十四年（618年），宇文化及在江*都发动兵变，弑杀隋炀帝杨广，曾经一统天下的隋王朝彻底覆亡，天下瞬间陷入群雄割据、逐鹿中原的混乱局面，各方势力相互攻伐、局势瞬息万变，而杜伏威领导的江淮义军内部，也随之出现了立场与路线的分化。
杜伏威身为义军首领，始终保持着对天下大势的清醒认知，他眼见李唐政权在关中地区迅速崛起，军纪严明、民心归附，势力势不可当，已然呈现出统一天下的态势。经过反复权衡，杜伏威决意顺应天下大势，放弃割据，归顺李唐。唐高祖武德二年（619年），杜伏威派遣使者前往长安，上表向唐高祖李渊归附，李渊大喜，当即册封杜伏威为东南道行台尚书令、江淮以南安抚大使、上柱国，加封吴王，彰显对其器重。
武德五年（622年）七月，杜伏威正式下定决心，亲赴长安归降李渊，奉诏入朝。临行之前，他任命辅公祏留守丹阳，统领江淮义军剩余军务，临行前特意留下遗言：“吾若长安无功，便不可回，汝好为之”，看似嘱托军务，实则是托付身后大事，满心都是对江淮义军与部下的牵挂。杜伏威抵达长安后，唐廷对其极为优待，加封其为太子太保，仍兼任行台尚书令，表面上荣宠至极，实则将其软禁在长安，剥夺其兵权与对江淮义军的掌控，沦为唐廷笼络江淮势力的政治工具。
武德六年（623年），留守丹阳的辅公祏，不愿江淮义军就此沦为李唐的附庸，更不愿放弃反隋起义的初心，决意起兵反唐，重新扛起起义大旗。他迅速收拢江淮义军旧部，整合兵力，在丹阳登基称帝，国号为宋，改元天明，以丹阳为都城，掌控江苏、安徽部分地区，再次展开与李唐政权的抗争。
唐廷得知辅公祏起兵反唐后，当即震怒，火速派遣赵郡王李孝恭、名将李靖率领大军，沿长江兵分多路南下，全力进剿辅公祏的义军。辅公祏率领义军奋勇抵抗，凭借长江天险，在当涂一带与唐军展开长期对峙，双方僵持长达十月之久。义军水陆军协同作战，凭借对地形的熟悉，多次挫败唐军进攻锋芒，让唐军寸步难进。
但长久的对峙之下，双方实力差距逐渐显现：唐军背靠关中，兵源充足、粮草辎重源源不断，后勤补给毫无压力；而义军孤悬江淮一隅，地盘狭小、补给困难，粮草军械日渐匮乏，再加上长期作战，将士疲惫不堪，部分部将贪生怕死、心生异心，义军内部矛盾重重、军心涣散。最终，义军因寡不敌众、内部叛变迭起，再也无力抵抗唐军攻势，丹阳城失守，辅公祏兵败被俘，被唐军押解至长安，他始终宁死不屈、拒不投降，最终英勇就义。这支曾经叱咤江淮、威震天下的农民起义军，至此彻底覆灭，退出了历史舞台。
回溯隋末乱世战局，从大业十三年三、四月瓦岗军兵围东都洛阳开始，隋末三大农民起义军便形成了绝佳的战略布局：以瓦岗军为中坚力量，窦建德领导的河北义军、杜伏威领导的江淮义军为左右两翼，三支大军遥相呼应，形成了对隋王朝的全方位战略包围，对腐朽的隋廷展开了毁灭性的打击。
瓦岗军雄踞中原腹地，牢牢控扼隋朝漕运要道，切断隋廷的粮食与财赋运输线，直接扼住隋王朝的经济命脉；窦建德坐拥河北大片疆域，兵强马壮，虎视幽燕地区，牵制北方隋军主力；杜伏威威震江淮，占据隋朝财赋重地，兵锋直逼江*都行宫，动摇隋廷南方统治根基。
三支义军虽然没有建立统一的指挥体系，各自独立作战，但在客观上形成了完美的战略配合，让隋廷顾此失彼、疲于奔命，四处派兵镇压却屡屡惨败，彻底耗尽了最后的军事与统治力量，极大加速了隋王朝的总崩溃进程，成为推翻隋朝统治的核心力量。
隋炀帝被杀、隋朝灭亡后，天下阶级关系发生急剧变化，各方割据势力纷纷拉拢农民义军。洛阳皇泰主杨侗建立残余小朝廷，为了笼络江淮义军势力，特意派遣使者册封杜伏威为东道大总管，加封楚王，甚至赐其李姓，试图将其纳入麾下。但此时的杜伏威早已洞察天下大势，看清隋残余势力不堪一击、李唐统一天下已成定局，归顺李唐的决心愈发坚定，断然拒绝了皇泰主的册封。
隋末农民起义自大业七年（611年）王薄首义揭开序幕，至武德七年（624年）辅公祏兵败就义、义军彻底覆灭，前后历经十四载浴血奋战，无数农民将士抛头颅、洒热血，在中国古代农民战争史上，写下了悲壮而又辉煌的不朽篇章。
在长达十四年的抗争中，三大农民起义军南征北战，先后歼灭了张须陀、薛世雄、宇文化及三支隋军主力部队，彻底摧毁了隋王朝的军事力量，直接促成了隋炀帝江*都被杀、李渊趁机攻取长安、建立李唐政权的历史变局。
此次农民起义规模空前，单支义军动辄拥众数十万，遍布全国各州县；起义将士作战勇猛，面对装备精良的隋军毫无惧色，往往以一当十、拼死搏杀；义军指挥灵活多变，各路领袖善于根据战局变化，制定攻其不备、诱敌轻进、以逸待劳、迂回奔袭等作战策略，在大海寺、七里井、江*都近郊等战役中，创造了诸多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经典战例，展现出非凡的军事智慧。起义军一路势如破竹，彻底击败隋军主力，推翻了隋朝残暴腐朽的统治，解救了饱受压迫的百姓，其彪炳史册的历史功绩，永远不可磨灭。
可即便如此，隋末农民大起义终究没能逃脱历代农民战争最终失败的宿命，胜利果实最终被起兵晋阳的隋朝旧官李渊集团窃取，三大义军先后覆灭，令人扼腕叹息。究其失败根源，有着多重深刻的历史局限性。
首先，起义军缺乏长远统一的战略眼光。三大义军领袖大多出身寒微，虽天生勇武、善于作战，但受自身眼界所限，对天下大势、政治谋略缺乏清晰认知，没有明确的长远建国目标。到了起义后期，他们逐渐模糊了反对暴政的斗争方向，面对群雄割据的复杂局势，在战略规划与作战指导上，无法适应形势的急剧变化，不懂得利用李渊、王世充、窦建德等各方势力之间的矛盾，反而相互攻伐、内耗不断，最终被唐军抓住破绽、各个击破。
其次，三支义军始终未能实现真正的联合。瓦岗军、河北军、江淮军分别割据中原、河北、江淮三大战场，虽然在客观上起到了相互牵制隋军的支援作用，但始终各自为战，没有建立统一的指挥体系、没有形成协同作战的合力，缺乏凝聚力的分散武装，面对组织严密、战略清晰的李唐地主阶级武装，很容易被分化瓦解、逐一剿灭。
再次，农民起义领袖深受封建历史局限性束缚，无法科学分析复杂的社会局面。隋朝灭亡、暴政被推翻后，各路义军瞬间失去了明确的斗争目标，陷入迷茫与动摇，不少领袖先后选择投降新的封建王朝，渐渐背离了农民起义的初心，最终沦为地主阶级改朝换代的工具。杜伏威入朝长安后形同软禁，失去自由；李密降唐后又复叛，最终身死名裂；窦建德坚守割据，兵败被俘惨遭杀害，皆是农民领袖历史局限性的真实写照。
最后，农民军未能有效肃清内部异己力量。起义发展过程中，大量地主阶级分子、隋朝残余官吏混入队伍，这些人逐渐掌握部分权力，不断腐蚀义军的革命本质，推动起义军向封建军队转化，彻底背离了农民起义的初衷。而瓦岗军领袖翟让，更是没有认识到起义军领导权的极端重要性，盲目拱手让出最高权力，最终引发内部血腥火并，直接导致瓦岗军分崩离析，成为最惨痛的前车之鉴，发人深省。
正是这些多重因素交织，让历经十四年浴血奋战的隋末农民起义，最终以失败告终，胜利果实被李渊集团有计划、有步骤地镇压收降。但历史的辩证法自有其规律，隋末农民起义虽然失败，却以摧枯拉朽之势推翻了隋朝残暴统治，沉重打击了横行数百年的士族地主势力，铲除了社会腐朽势力，为李唐王朝的建立与统一彻底扫清了道路。
唐初统治者亲眼目睹了农民起义的强大力量，深刻吸取隋朝灭亡的惨痛教训，登基后主动推行均田制、租庸调制，轻徭薄赋、劝课农桑、与民休息，整顿吏治、政治清明，着力恢复社会生产与经济发展，最终开创了政治安定、经济繁荣、百姓安居乐业的“贞观之治”。而这一切盛世的基础，正是由隋末农民大起义所奠定。这场波澜壮阔的农民起义，对唐初的政治、经济、社会发展，都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其不朽的历史功绩，永远载入华夏史册，为后世留下了无尽的思考与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