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2年4月，的里雅斯特
伊洛娜在的里雅斯特待了五天。
第一天，保罗带她飞了。她坐在他身后，两条腿垂在外面，双手紧紧抓着他的肩膀。飞机从山坡上滑下去，机头抬起，离开了地面。她感觉自己的身体变轻了，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托着。风吹在脸上，凉凉的，咸咸的。她睁开眼睛，看见海在下面，蓝得像一块巨大的宝石。
“伊洛娜姐姐，您看到了吗？”保罗喊道。
“看到了！海！”
“海的那一边！”
她看到了。海的那一边，是意大利。意大利的那一边，是地中海。地中海的那一边，是非洲。非洲的那一边，是大西洋。大西洋的那一边，是美洲。美洲的那一边，是太平洋。太平洋的那一边，是亚洲。亚洲的那一边，是欧洲。她出发的地方。
飞机飞了三百二十米，落在地上。她坐在座位上，久久没有动。
“伊洛娜姐姐，您没事吧？”保罗跳下来，站在她面前。
“没事。我很好。”
“您哭了。”
“海风吹的。”
“您在撒谎。”
伊洛娜笑了。“好，我撒谎了。我哭了。因为高兴。高兴也会哭。”
保罗伸出手，帮她擦掉眼泪。他的手很粗糙，指甲缝里嵌着木屑，但很温柔。
“伊洛娜姐姐，您以后常来。我飞更远，您看更远。”
“好。我常来。”
第二天，伊洛娜帮雅各布做了一天的饭。她削土豆、切洋葱、搅汤。雅各布站在她旁边，煎鱼、烤面包、煮咖啡。他的咖啡还是难喝，但伊洛娜喝了两杯。
“你变了。”她说。
“哪里变了？”
“以前你只关心赚钱。现在你关心人了。”
“人比钱重要。”
“那你什么时候再开咖啡馆？”
“等保罗的飞机飞到一千米。”
“一千米。快了。”
“也许。也许明年。”
第三天，伊洛娜和莱奥坐在围墙上，看了一整天的海。他们没有怎么说话。莱奥不会说话，伊洛娜不想说话。他们只是坐着，看着海面上的渔船、海鸥和偶尔经过的军舰。
“莱奥，”伊洛娜说，“你以后打算怎么办？”
“继续当兵。”
“当到什么时候？”
“当到不想当为止。”
“那什么时候不想当？”
莱奥想了想。“也许永远想当。也许明天就不想。”
“你总是这样。没有计划。”
“计划没有用。计划赶不上变化。”
伊洛娜叹了口气。“你这个人，太难搞了。”
“我知道。”
“但我喜欢。”
莱奥看着她，没有说话。他伸出手，握了握她的手。她的手很凉，但很软。
“伊洛娜，”他说，“你以后打算怎么办？”
“继续写。写到我写不动为止。”
“那什么时候写不动？”
“也许永远写得动。也许明天就写不动。”
莱奥笑了。“你学我。”
“你教的。”
“我没教你。你自己学的。”
“那就是你教的。你在旁边，我就学会了。”
他们坐在围墙上，看着太阳慢慢沉入海面。天空从橘红色变成紫色，再从紫色变成深蓝色。海鸥在头顶盘旋，发出尖锐的叫声。
第四天，伊洛娜去了马尔科的咖啡馆。马尔科正在揉面团，看见她，笑了。“拉科齐小姐，久仰久仰。你的文章，我都读了。”
“谢谢。”
“保罗的飞机，你也坐了？”
“坐了。飞了三百二十米。”
“三百二十米。不错。下次飞五百米。”
“您也懂飞机？”
“我不懂。但保罗懂。他做什么都行。”
伊洛娜喝了一杯咖啡。马尔科的咖啡很好喝，不苦，有果香，有酸味，还有一点甜。
“好喝。”她说。
“比雅各布的好喝？”
“什么都比雅各布的好喝。”
马尔科笑了。“雅各布是个好人。但咖啡煮得不好。”
“他是好人。好人不需要煮好咖啡。”
马尔科看着她，那双被面粉染白的手停了一下。“拉科齐小姐，您也是个好人。”
“我不是好人。我只是写了该写的东西。”
“那就是好人。好人不觉得自己好。”
第五天，伊洛娜要走了。莱奥送她到火车站。他们站在月台上，周围是来来往往的人群，但两个人之间的空气是安静的。
“你什么时候再来？”莱奥问。
“不知道。也许夏天。”
“夏天很久。”
“你不是会等吗？”
“会。”
伊洛娜看着他，从口袋里掏出那枚海鸥胸针，放在他手心里。“这个还给你。你帮我保管。下次我来，你再还给我。”
“你不是说，有了这个，我就有了必须等你的理由吗？”
“现在不需要理由了。你会等，不管有没有理由。”
莱奥握住那枚胸针，握得很紧。
“伊洛娜，”他说，“我不会说话。”
“我知道。”
“但我会等。”
“我知道。”
火车鸣笛了。伊洛娜提起皮箱，走上火车。她找到座位，坐到窗边，看着窗外的莱奥。
火车缓缓开动。
莱奥站在月台上，没有挥手，没有喊话。他只是站在那里，像一棵种在水泥里的树，安静地、固执地，看着她离开。
伊洛娜把脸贴在车窗上，直到他的身影消失在视线之外。
她低下头，发现自己的手在发抖。
不是因为冷。
是因为某种她从未经历过的、滚烫的、让她几乎无法呼吸的东西。
她把笔记本从包里拿出来，翻开新的一页，写道：
“的里雅斯特的海是蓝色的。但蓝不是它的颜色。蓝是它的沉默。
莱奥的沉默，也是蓝色的。”
维也纳，伊洛娜的公寓。
回到维也纳的第二天，伊洛娜就收到了法院的正式判决书。判决书上写着：“被告伊洛娜·拉科齐无罪。原告工厂主协会承担全部诉讼费用。”
她把判决书贴在办公桌的墙上，就在贝尔塔的照片旁边。墙上已经有几十张照片和信了——玛利亚、弗朗茨、安娜、约德尔，还有那些她采访过的工人。他们的脸不同，年龄不同，遭遇不同，但眼睛里都有同一种光。
她拿起笔，继续写。
第三十三篇。她写的是判决之后的事。她写道：“工人赢了。不是赢在法院，是赢在活着。活着，就有希望。”
费舍尔看了稿子，点了点头。“发。”
布伦纳没有再来。不是因为他放弃了，而是因为他知道，再来也没用了。法院已经判了，伊洛娜的文章是合法的。他再查，就是浪费纳税人的钱。
卡尔打电话来。
“伊洛娜，你回来了？”
“回来了。”
“的里雅斯特怎么样？”
“很好。海很好看。保罗的飞机飞了三百二十米。莱奥还是不会说话。”
卡尔笑了。“你还是喜欢他？”
“嗯。”
“那我去找别人了。”
伊洛娜愣了一下。“找别人？”
“找一个人，让我觉得活着有意思。”
伊洛娜握着听筒，沉默了几秒钟。“卡尔，你会找到的。”
“也许。也许不会。”
“会的。你是好人。好人应该有好报。”
“你说过，好人没好报。”
“我说错了。好人应该有好报。如果没有，这个世界就太不公平了。”
卡尔笑了。“伊洛娜，你是个好人。”
“我不是好人。我只是写了该写的东西。”
“那就是好人。好人不觉得自己好。”
她挂了电话，坐在椅子上，看着窗外。天已经快黑了，路灯还没亮，街道上一片昏暗。
但她觉得，暗处有光。
不是灯的光。是人的光。
那些在工厂里、在贫民窟里、在孤儿院里的人，他们的眼睛里有光。
她见过。
她写的就是那些光。
的里雅斯特，炮台。
伊洛娜走了之后，炮台又恢复了往日的安静。保罗每天削木条、做机翼、调螺旋桨。莱奥每天擦炮、站岗、看海。施密特每天清点物资、写报告、从仓库“借”东西。雅各布每天做饭、洗碗、等保罗的飞机飞到一千米。
四月的一天，莱奥收到了一封信。不是伊洛娜写的，不是母亲写的——是马蒂奇写来的。字迹比以前更抖了：
“莱奥：
我种了五年土豆了。收成一年比一年好。今年买了假肢，铁的，能弯曲。但不习惯，还是用一只手。
你们什么时候来看我？春天来了，路好走了。
马蒂奇”
莱奥把信给施密特看了。施密特读完，沉默了几秒钟。
“春天来了。我们去看他。”
“现在？”
“现在。炮台交给雅各布。他一个人能行。”
莱奥想了想。“好。现在。”
他们请了假，坐火车去了克罗地亚。火车沿着海岸线往南走，经过一个个小站，经过一片片橄榄树林和葡萄园。窗外的海在阳光下闪着金光，像一条没有尽头的绸带。
马蒂奇的妹妹住在海边的一个小村庄里。村子很小，只有几十户人家，一条土路，一口井，一个杂货铺。马蒂奇的房子在村子边上，石头砌的，门口有一块菜地，种着土豆、番茄和豆角。
马蒂奇站在门口，等着他们。他穿着一件旧军装——不是奥地利的，是克罗地亚的，灰色的，洗得发白。他的右手上戴着一只铁假肢，闪着银色的光。左手还是一样的空袖子，垂在身侧。
“你们来了。”他说。他的声音比以前更沙哑了，但眼睛还是亮的。
“来了。”莱奥走过去，伸出手。
马蒂奇用假肢握了握。铁的手指很硬，很凉，但握得很紧。
“你瘦了。”莱奥说。
“你胖了。”
“我没有。”
“你有。脸圆了。”
施密特站在旁边，笑了。“军士长，您还是那么会看人。”
马蒂奇看着他。“你也胖了。肚子大了。”
“那是肌肉。”
“不是肌肉。是肥肉。”
施密特摸了摸自己的肚子，笑了。“好吧。是肥肉。”
他们走进屋子。屋子不大，但很干净。墙上挂着一张发黄的照片——一个年轻女人，抱着一个婴儿，站在石头房子前面。那是马蒂奇的妹妹，二十年前拍的。现在她老了，头发白了，脸上的皱纹像干裂的河床。她站在厨房里，正在做饭。
“姐姐，客人来了。”马蒂奇说。
她转过身，看着莱奥和施密特，笑了。她的笑容很温暖，眼睛眯成了一条缝。
“你们就是莱奥和施密特？我哥哥经常提起你们。”
“他提我们什么？”施密特问。
“他说你们是两个好孩子。一个不会说话，一个太会说话。”
施密特笑了。“他说得对。”
莱奥没有说话。
晚饭是土豆炖肉、烤鱼、沙拉、红酒。马蒂奇的妹妹做了一桌子菜，每一道都很好吃。马蒂奇用假肢夹着叉子，吃得很慢，但很稳。
“军士长，”施密特说，“您这假肢好用吗？”
“不好用。铁的，太重。夹不住东西。”
“那您为什么买铁的？”
“铁的便宜。钢的贵。买不起。”
莱奥放下叉子。“我帮您买。”
“不用。你留着钱。娶老婆用。”
莱奥的脸红了。“我没有老婆。”
“那就留着。总有用的。”
莱奥低下头，继续吃饭。马蒂奇的妹妹给他夹了一块鱼，笑着说：“你多吃点。你太瘦了。”
“我不瘦。”
“你瘦。比我哥哥瘦。”
莱奥看了看马蒂奇。马蒂奇确实比他壮，虽然老了，但肩膀还是宽的。
“好吧。我瘦。”他说。
马蒂奇笑了。“你终于承认了。”
“你教我的。承认不丢人。”
“对。承认不丢人。撒谎才丢人。”
他们吃完了饭，坐在门口，看着暮色中的田野。远处的海面上，最后一抹余晖正在消失。星星一颗一颗地亮起来，像有人在天空上钉钉子。
“军士长，”莱奥说，“您在这里过得好吗？”
“好。有地种，有饭吃，有姐姐陪。”
“那您不回去了？”
“不回去了。炮台有你们。我放心。”
莱奥沉默了几秒钟。“军士长，我有一件事想告诉您。”
“什么事？”
“我继父死了。我母亲一个人住在乡下。”
马蒂奇看着他，那双浑浊的老眼里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不是同情，不是悲伤，而是一种疲惫的、认命的、近乎平静的东西。
“人都会死。”他说，“活着的人要继续活。”
“我知道。”
“那你母亲呢？她一个人，怎么活？”
“她种菜。番茄、黄瓜、豆角。”
“她会种吗？”
“不会。但可以学。”
马蒂奇笑了。“你跟你母亲一样。不会，但可以学。”
莱奥低下头，看着自己的手。“军士长，我想把她接过来。跟您一起住。”
马蒂奇愣住了。“跟我一起住？她愿意吗？”
“不知道。我还没问她。”
“那你问她。她愿意了，就来。这里有地方。”
莱奥抬起头，看着马蒂奇。“谢谢您，军士长。”
“不用谢。一个人是住，两个人也是住。”
他们坐在门口，看着星星。海风吹过来，带着咸味和鱼腥味。
春天很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