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3年6月，维也纳
股市崩盘后的第一个月，维也纳像一块被拧干的海绵。
街上到处是转让店铺的告示。曾经熙熙攘攘的环城大道上，至少三分之一的商店关了门。橱窗里贴着“出租”或“出售”的字样，有的还用德语和匈牙利语各写了一遍——仿佛匈牙利人会有钱来租似的。
失业的人多了起来。每天早上，雅各布的咖啡馆门口都会聚集几个找工作的男人。他们穿着还算体面的外套，但鞋底已经磨穿了。他们不进来喝咖啡——太贵了。他们只是站在门口，用目光拦住每一个路人，问：“您需要人手吗？”
雅各布有时会给他们一杯免费咖啡。不是因为他善良，而是因为他知道，饥饿的人比饱足的人更危险。一杯咖啡的成本不到两个克洛伊茨，但可以换来一个潜在的暴徒的善意。
“你今天给了几杯？”费伦茨问。
“五杯。”
“明天会更多。”
“我知道。”
费伦茨叹了口气。“你说过，帝国会倒。现在看起来，它真的在倒。”
“还没倒，”雅各布说，“只是歪了。”
“歪了就扶不起来了。”
“那就不扶。”
费伦茨看着他。“你好像一点都不怕。”
“我怕，”雅各布说，“但怕没用。”
他端起一摞洗好的杯子，放到架子上。窗外，一个穿着破旧大衣的男人正蹲在街边，用一根树枝在地上画着什么。雅各布认出他了——以前是附近一家纺织厂的工头，上个月工厂倒闭了。
“费伦茨，”雅各布说，“你认识那个人吗？”
“哪个？”
“蹲着的那个。以前在纺织厂干活的。”
“认识。叫赫尔曼·迈尔。是个好人。”
“叫他进来。我请他喝杯咖啡。”
费伦茨看了他一眼，没有问为什么，走到门口叫了那个男人进来。
赫尔曼·迈尔大约四十岁，脸上的皱纹比实际年龄深得多。他走进咖啡馆，有些局促地摘下帽子。
“科恩先生，您找我？”
“坐下喝杯咖啡。”雅各布把一杯黑咖啡放在桌上。
“我没钱。”
“我请客。”
赫尔曼犹豫了一下，坐下了。他端起咖啡，喝得很慢，像是在品尝一种很久没有尝过的味道。
“迈尔先生，”雅各布坐到他对面，“您以前在纺织厂做什么？”
“工头。管三十个人。”
“工厂为什么倒闭？”
“老板把钱投到股市里了。崩盘后，他亏光了。发不出工资，原料商也不供货了。撑了一个月，关门了。”
“那三十个工人都失业了？”
“不止三十个。整个工厂两百多人，全失业了。”
雅各布沉默了几秒钟。“他们有组织吗？”
“组织？”
“比如，有没有人牵头，去找政府要说法？”
赫尔曼苦笑了一下。“找过了。政府说，‘市场调节，耐心等待’。等？等什么？等饿死？”
“所以没人组织？”
“有一个年轻人，叫弗朗茨。他想组织工人去市政厅抗议。但没人敢去。怕被警察抓。”
“那您呢？您敢吗？”
赫尔曼看着雅各布的眼睛。“您是犹太人，对吧？”
“是的。”
“您为什么要管这些事？工人抗议，闹大了，第一个挨打的不是犹太人吗？”
雅各布微微笑了。“您说得对。但我不是要管。我只是在收集信息。”
“信息？”
“比如，谁在组织，谁在反对，谁在背后出钱。这些信息，在某个时候，会变得很有价值。”
赫尔曼放下咖啡杯，认真地看着他。“您到底是什么人？”
“一个开咖啡馆的。”
莱奥在六月中旬收到了分配通知。
他被派往的里雅斯特——跟施密特一样，也是海军基地。但施密特是陆军警卫，而莱奥被分配到了“海岸炮兵部队”。
“海岸炮兵？”施密特看着通知，皱起眉头，“那是什么？”
“就是守炮台的。”莱奥说。
“那不是比我还无聊？”
“也许吧。”
施密特拍了拍他的肩膀。“至少我们在一起。的里雅斯特，听说是个好地方。靠海，有意大利姑娘。”
“你去过？”
“没有。但听说的。”
莱奥把通知折好，放进口袋。他其实不太在意被派到哪里。对他来说，地点不重要，重要的是——离开维也纳。
离开这个城市，离开军事学院，离开那些让他喘不过气来的记忆。
毕业典礼定在7月15日。之后，他们有一周的假期，然后就要前往的里雅斯特报到。
“你想好假期怎么过了吗？”施密特问。
“回家看看母亲。”
“然后呢？”
“然后去布达佩斯。”
“布达佩斯？”施密特有些惊讶，“你去那里干什么？”
莱奥没有回答。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去布达佩斯。也许是因为伊洛娜说过，她来自布达佩斯。也许是因为他想看看，这个帝国的另一半是什么样子。
也许只是因为，他从来没有离开过维也纳。
“随便走走。”他说。
施密特显然不信，但没有追问。
伊洛娜在《新自由报》工作了三个星期，写了两篇报道。
第一篇是关于股市崩盘对维也纳女性的影响。她采访了十几个女人——寡妇、弃妇、被丈夫抛弃的、丈夫破产后自杀的。她把她们的故事写成了一篇长文，标题叫《沉默的受害者》。
贝尔塔读了之后，只说了一句话：“再尖锐一点。”
第二篇她写得更狠。她直接点名批评了几个大银行，指责他们在崩盘前故意散布虚假信息，诱导普通人投资，然后自己在高点套现。文章引用了大量的数据——她花了整整一周在图书馆查资料，眼睛都快看瞎了。
贝尔塔读完，沉默了很久。
“这篇不能发。”她说。
“为什么？”
“因为你说的是真的。真话最危险。”
伊洛娜瞪着她。“你不是说，记者要说真话吗？”
“我说的是，记者要找到真话。找不找得到是一回事，发不发表是另一回事。”
“那我写这些有什么用？”
贝尔塔看着她，眼神里有一种复杂的、近乎母亲般的温柔。
“有用，”她说，“至少你知道真相。知道了真相，你就不会被人骗。”
“那读者呢？他们活该被骗？”
“读者不想知道真相。读者只想听他们想听的话。”
伊洛娜把那篇稿子拿回来，塞进抽屉里。
她没有销毁。她留着。
总有一天，她会发表的。她发誓。
6月20日，维也纳发生了一起不大不小的事件。
一个失业的工人，在环城大道上朝皇帝的马车扔了一块石头。
石头没有砸中马车，但砸中了一个随行侍卫的肩膀。侍卫痛得大叫，马车停了下来。皇帝从车窗里探出头，看了一眼，然后缩回去了。
警察在五分钟内赶到，把那个工人按倒在地。工人挣扎着大喊：“皇帝不给我们饭吃！皇帝不给我们工作！”
第二天，报纸报道了这件事，但口径出奇地一致：肇事者是一个“精神失常”的人，跟失业无关。
雅各布看了报纸，笑了。
“精神失常，”他对费伦茨说，“全维也纳几万个失业的人，只有他‘精神失常’。”
“你想说什么？”
“我想说，”雅各布把报纸扔到一边，“帝国连承认错误的勇气都没有。”
“帝国什么时候有过勇气？”
“也许有过。很久以前。”
费伦茨摇了摇头。“你越来越像个哲学家了。”
“我只是一个开咖啡馆的。”
莱奥在7月15日的毕业典礼上，见到了冯·施特拉赫维茨男爵。
老人坐在嘉宾席的第一排，穿着全套军礼服，胸前挂满了勋章。他的痛风似乎好了一些，没有拄拐杖，但走路的时候还是微微跛着。
毕业典礼在军事学院的操场上举行。四十八名学员列队站好，皇帝没有来——派了一个亲王代他出席。亲王念了一篇稿子，大意是“你们是帝国的未来”“保护人民、效忠皇帝”之类的套话。
莱奥一个字也没听进去。
他一直在看男爵。老人的眼睛也在看他。
典礼结束后，男爵走过来。
“恭喜你，少尉。”他伸出手。
莱奥握住他的手。“谢谢您，男爵阁下。”
“的里雅斯特是个好地方。我在那里服役过五年。”
“您觉得我会喜欢那里吗？”
“喜不喜欢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能在那里学到什么。”
“学什么？”
“学看海，”男爵说，“海不会说谎。看久了，你就知道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
莱奥不明白这句话的意思，但他没有问。他只是点了点头。
“你母亲会去送你吗？”男爵问。
“她说到车站送我。”
“那就好。”男爵拍了拍他的肩膀，“记住你父亲的话：不要恨。”
“我不恨。”
“那就好。”
男爵转身走了。他走得很慢，每一步都像是在丈量什么。
莱奥看着他的背影，忽然想起一件事——他从来没有问过男爵，为什么要帮他。
也许不需要问。
有些事，做了就是做了。不需要理由。
伊洛娜在7月16日收到了一封信。
信是温迪施格雷茨王子写来的。内容很短：
“亲爱的伊洛娜：
我父亲去世后，我一直忙于处理家族事务。没能常联系，抱歉。
听说你在《新自由报》工作。我很惊讶，也很佩服。
如果你有时间，我想请你吃顿饭。不是相亲，不是约会，只是两个朋友聊聊天。
如果你愿意，后天晚上七点，在‘四季餐厅’见面。
卡尔”
伊洛娜读了两遍，然后把信折好，放进口袋。
她不知道该不该去。
她不喜欢王子——至少，不喜欢“王子”这个身份。但她也知道，王子本人并不像她想象的那么讨厌。
他只是一个被家族、身份、责任压得喘不过气来的普通人。
就像她自己。
她决定去。
不是因为喜欢，而是因为好奇。
她想知道，一个王子，到底能有多普通。
7月18日，莱奥离开维也纳的前一天，他去了雅各布的咖啡馆。
“我要走了。”他对雅各布说。
“去哪？”
“的里雅斯特。”
“海岸炮兵？”
“你怎么知道？”
雅各布笑了笑。“猜的。你的成绩，分不到好单位。海岸炮兵是最差的之一。”
“你对我很有信心。”
“我对你没有信心。我对帝国的分配制度有信心——越有本事的人，越被派到没用的地方。”
莱奥不知道该生气还是该笑。最后他选择了笑。
“你这个人，”他说，“说话永远不中听。”
“中听的话不值钱，”雅各布煮了一杯咖啡递给他，“这杯算我请你的。告别礼。”
莱奥接过咖啡，喝了一口。还是苦的。
“你就不打算把咖啡煮好喝一点？”他问。
“好喝的咖啡，客人会喝得慢。喝得慢，翻台率就低。翻台率低，赚钱就少。”
“所以你故意把咖啡煮得难喝？”
“不是故意。是优化。”
莱奥摇了摇头。“你是个疯子。”
“我只是一个开咖啡馆的。”
两人沉默了几秒钟。
“雅各布，”莱奥忽然说，“你相信人能改变命运吗？”
雅各布看着他。“你相信？”
“我不知道。”
“那你为什么问？”
“因为，”莱奥说，“我想改变。但不知道从哪开始。”
雅各布想了想。
“从最小的事开始，”他说，“比如，明天早上起床的时候，决定今天要笑一次。不是为了别人笑，是为了自己笑。”
“那能改变什么？”
“改变不了什么。但至少，那一天你会过得比不笑好一点。”
莱奥站起来，伸出手。
“谢谢你，雅各布。”
雅各布握了握他的手。“不客气。到了的里雅斯特，记得写信。”
“我不会写信。”
“那就写。写不好没关系。重要的是，有人等着收。”
莱奥点了点头，转身走了。
他走出门的时候，阳光正好照在脸上。
他没有笑。
但他也没有皱眉。
这也许就是雅各布说的“改变”——从面无表情，到不那么面无表情。
路还很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