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民国九年春，北平西城绒线胡同一座静谧的四合院里，一株老海棠开得正盛。昔日的“散原精舍”主人，如今成了这座旧都里备受尊崇的诗坛耆宿、旧学象征。
庭院深深，书房古雅。已近七旬陈三立须发尽白，然精神矍铄，目光依旧锐利沉静。他每日作息规律：晨起临帖，上午会客或处理书信，午后小憩，傍晚散步庭中，夜间则或读史，或与来访的文人学者谈艺论学。诗作愈发炉火纯青，早年“同光体”的奇崛逐渐内化为一种浑融老辣的境界，将个人身世、家国沧桑、文化忧思与对自然生命的感悟，不着痕迹地化合于精严的格律之中。
这一日，午后客至。来者竟是胡适之。时年未满三十的胡适，已是北京大学教授、《新青年》主将、“文学革命”的旗手，名动海内。他身着浅色长衫，戴着金丝眼镜，态度谦和而自信。
“散原老前辈，晚辈胡适之，久仰大名，特来拜谒。”胡适拱手为礼，言辞恭谨，目光中带着对这位旧派诗坛领袖的好奇与尊重。
陈三立早已闻知这位“新文化运动”健将的大名及其“打倒孔家店”等惊世骇俗之论。他并未因对方是“新派”而倨傲，亦未因年辈悬殊而怠慢，起身延客入座，命仆人奉茶。
“适之先生学界新星，倡导新风，开一代气运，老朽虽蛰居旧屋，亦有所闻。”陈三立语气平和，“今日光临寒舍，不知有何见教？”
胡适微笑：“前辈过誉。晚辈于新文学提倡不遗余力，然于旧体诗词之精妙，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前辈诗名卓著，为海内宗匠，特来请教作诗之道，亦想聆听前辈对新旧文化嬗变之卓见。”
陈三立看了胡适一眼，缓缓道：“诗之一道，贵真性情，贵有境界。老朽之诗，不过自写胸臆，感时伤事，不足为法。至于新旧文化，”他顿了顿，“老朽以为，文化如长河，有源有流，有承有变。骤然截断源流，全盘另起炉灶，恐非易事，亦未必是福。新文化之倡，引入西学，开阔眼界，涤荡陈腐，其功自不可没。然若因此而尽弃数千年文明积淀，鄙薄先贤心血，则未免偏激，恐成无根之木、无源之水。”
胡适认真倾听，点头道：“前辈所虑，自有道理。然中国积弱，病根之一即在旧文化之惰性太重，禁锢人心。非施以猛药，不能起此沉疴。矫枉难免过正。至于‘尽弃’，实非我辈本意。科学方法整理国故，去芜存菁，使其与现代文明接轨，正是晚辈近来所倡导者。”
“整理国故，此议甚好。”陈三立颔首，“去伪存真，考镜源流，本是乾嘉诸老所长。能以科学方法加之，更进一层，善莫大焉。然‘整理’非‘打倒’，‘接轨’亦非‘取代’。譬如语言，白话自有其生命力与普及之便，然文言典籍乃文明载体，其精微处，白话恐难以尽传。又如伦理，旧礼教固有糟粕需剔除，然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乃维系社会之基本纲维，岂可一概弃之？”
两人就新旧文化、文学革命、传统价值等问题，进行了一场平和而深入的对话。胡适雄辩滔滔，引证西方实例；陈三立则引经据典，剖析本土经验。观点虽不尽相同，但彼此尊重，言辞恳切。胡适对陈三立的学识涵养与通达见解暗自钦佩，陈三立亦觉此青年才俊见识不凡，非一味鲁莽灭裂之辈。
临别时，陈三立赠胡适一部新刊的诗集，题签曰“适之先生郢正”。胡适郑重接过，道：“前辈风范，晚辈心折。他日有暇，当再趋聆教益。”
送走胡适，陈三立回到书房，若有所思。长子陈衡恪问：“父亲观胡适之此人如何？”
陈三立沉吟道：“聪明绝顶，学贯中西，有抱负，有胆识。其所倡新文化，于扫除暮气、促进思想解放，确有推动之功。然……其主张过于急切，对旧文化批判有余，理解不足，恐易流于肤浅与破坏。文化更新，非一蹴而就，需长期浸润、自然演化。年轻人锐气可嘉，然亦需时间沉淀。且看其日后如何吧。”
这次会面，成为民国文化史上新旧两代代表人物一次标志性的交流。陈三立并未因胡适的“新潮”而拒斥，反而在对话中展现了旧学深厚者的从容与洞见。而胡适对陈三立的尊重，也部分修正了外界对新文化人“全盘反传统”的刻板印象。
二
然而，平静的学者生活，很快被日益紧迫的家国危机所打破。民国二十年（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关东军悍然侵占中国东北。消息传来，举国震惊，悲愤莫名。
时年七十八岁的陈三立，闻此噩耗，如遭重击。他连日不食，深夜难眠，常对家人悲愤言道：“倭寇野心，由来已久！甲午之耻未雪，今又夺我东三省！政府不抵抗，坐视山河破碎，此诚奇耻大辱！我华夏子孙，何颜立于天地间！”
他将满腔忧愤，倾注于诗篇之中。作《闻辽东警讯》：“海东豺虎忽噬吞，沈辽血雨暗乾坤。三千万众沦胥痛，三百年疆顷刻翻。庙算竟无御侮策，边烽空照旧时痕。孤臣卧疾燕山北，泪尽南云望帝阍。”诗句沉痛激切，直斥日寇暴行与当局无能，爱国忧世之情，溢于言表。
此后数年，日军步步紧逼，华北局势日益危急。陈三立虽年事已高，却时刻关注时局，订阅多种报刊，与友人书信往来，多谈国是。他对国民党政府“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深感不满，对我党提出的抗日主张有所关注但了解有限。他更多地将希望寄托于全国民众的觉醒与抵抗，常在诗中呼唤“民心”、“正气”。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他的诗集《散原精舍诗续集》刊行。集中收录了大量感时伤事、忧怀国运之作，诗风在沉郁中更添悲慨苍凉。序言中，他写道：“……今老矣，目击时艰，神州陆沉之痛，日迫一日。不能执干戈以卫社稷，惟以枯笔残墨，写此哀音，留告后人：吾民族历劫不磨之精神，终有昭苏之日。诗虽小道，亦心声也。”
这部诗集在知识界引起强烈共鸣。许多读者为其深沉的爱国情怀与高洁的民族气节所感动。连一些新派文人，也对其诗中表现的士人风骨表示敬意。
他的健康状况，因年事已高和长期忧思国事而逐渐下滑。咳嗽、失眠、食欲不振时常困扰着他。家人劝他静养，少虑国事，他叹道：“山河破碎至此，苟活已属惭愧，岂能充耳不闻？皮囊存毁，听之天命；心志所系，岂容自己？”
他更加关心子孙辈的动向。此时，陈寅恪已成长为史学大家，先后任教于清华大学、西南联大，以其精深博通的学问与“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宗旨，享誉学界。陈三立对寅恪的学术成就深感欣慰，但对其在国难当头依然专注于“象牙塔”中的研究，内心不无矛盾。一次信中，他委婉提醒：“夫学问固国之重器，然当此危亡之秋，学人是否亦当思以其所学，更直接地服务于救亡图存之大业？”
陈寅恪回信，阐述了自己的看法：“父亲教诲，儿谨记。日寇可暂占我土地，屠戮我人民，然不能灭我文化，绝我学脉。儿从事之历史语言研究，看似迂远，实为厘清我民族文化之源流特质，以确证我民族生存发展之内在理路与独特价值。此亦是抵抗，是更深层、更根本之抵抗。且学术之真知，终将有助于未来国家之建设与民族之复兴。”
陈三立读后，沉思良久，终叹道：“寅儿所见，或更深远。此非常之时，行非常之思。各尽所能，皆可谓报国。”
三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七月下旬，北平沦陷。
这座陈三立生活了多年的古城，瞬间沦为敌手。日寇铁蹄横行，汉奸弹冠相庆，百姓惊恐无措。陈家所在的绒线胡同，也不时可见日军巡逻队和便衣特务的身影。
城陷之日，陈三立立于庭院中，仰望阴沉天空，老泪纵横，仰天长叹：“北平！故都！竟沦于倭奴之手！吾生于清季，见戊戌之败，庚子之辱，辛亥之变，以为国耻已极。不意垂暮之年，复见神州至此！此恨绵绵，曷其有极！”
他当即宣布绝食，以示抗议，并以死明志。家人闻之，大惊失色，纷纷跪求。长子陈衡恪泣劝：“父亲！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保全有用之身，方可期他日复见河山重光！况寅弟在外，妹妹（指陈新午，时在南方）皆倚赖父亲为精神支柱，岂可轻弃？”
陈三立神色决绝，声音虽弱，却字字千钧：“吾老矣，不能执戈杀敌，已愧对祖宗社稷。今敌寇占我都城，辱我文明，吾若苟活于敌蹄之下，与傀儡汉奸何异？绝粒而死，清洁其志，是吾所能为最后之抗争。衡儿不必再劝。汝与寅恪、新午，当各尽所能，为国效力，勿以我为念。”
他拒绝就医，亦拒进流食。每日仅饮少许清水，卧于病榻，神志时清时昏。昏沉中，常喃喃呼唤“复生”（谭嗣同）、“父亲”（陈宝箴），或痛斥“倭寇”、“汉奸”。清醒时，则与守护在侧的陈衡恪及孙辈谈论诗文，回忆往事，语气平静，仿佛交代后事。
其间，日伪政权闻其名，欲加利用，派人前来“慰问”，许以“文化顾问”等虚衔，企图诱其“合作”。陈三立闻之，怒目斥道：“吾乃大清遗民，民国百姓，岂能事倭寇伪庭？速去！勿污吾目！”来人悻悻而退。
绝食第八日，陈三立已极度虚弱，气若游丝。陈衡恪含泪守候榻前。老人忽然回光返照，示意取纸笔。陈衡恪连忙奉上。陈三立颤抖着手，却已无力握笔，只以手指虚划，口中发出微弱而清晰的声音，是一首绝命诗：
五十七年流血泪，春秋大义纪分明。
西山精舍遗编在，莫作寻常文字评。
吟罢，气息渐微，目光望向窗外，仿佛穿越硝烟，看到了遥远的西山故园，看到了毕生坚守的文化精魂所寄之处。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9月14日）旧历八月初十日，一代诗坛巨擘、清末四公子最后一位见证者陈三立，在北平沦陷区的凄风苦雨中，绝食殉国，享年八十五岁。
噩耗传出，后方文化界、教育界纷纷举行追悼活动，赞颂其民族气节与诗学成就。国民政府亦明令褒扬。在江西义宁（今修水）故里，族人乡绅设灵遥祭。而最了解其精神世界的次子陈寅恪，当时正随校南迁，闻父亲殉国噩耗，悲恸不已，于颠沛流离中，写下感人至深的悼念诗文，并立誓继承父亲“独立精神、自由思想”的遗志，在学术道路上继续前行，以另一种方式，延续那份深沉的家国情怀与文化担当。
陈三立之死，不仅是一位旧式文人的个人悲剧，更是一个古老文明在面临外敌入侵、生死存亡关头，其最优秀承载者以生命完成的气节宣誓与文化守望。他的绝粒殉国，为其“同光体”的沉郁诗篇，画上了一个最为悲壮而绚烂的休止符；也为他一生所秉持的士人风骨与文化理想，作出了最后、最彻底的诠释。寒松晚翠，终凋于风雪；而其精神，如精舍遗编，将长久地烛照后来者于历史的苍黄迷雾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