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2月31日的昆明，寒意渐浓。李宇轩坐在办公室里，窗外是淅淅沥沥的冬雨。亲信轻手轻脚地走进来，将两份电报放在红木办公桌上。
“主席，金陵和陕北都来了电报。”
李宇轩先拆开金陵的电报，上面是委员长熟悉的语气：
“景行吾弟：赤匪窜抵陕北，元气大伤，正宜乘胜追击，永绝后患。望即整饬所部，开春后北上会剿。民族复兴，在此一举。”
他面无表情地放下，又拆开另一封。这封电报用的是一张略显粗糙的纸张：致景行先生吾兄台鉴：
忆昔星城一师执经问难之日，先生春风化雨，启我蒙昧、正我文风，于修身治学、立世救国多有教诲。犹记先生讲授经史时，每论及“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声情激越，令我辈热血沸腾。灯下批改课业，字字珠玑，既严责疏漏，更勉以“经世致用”之学 。彼时受教之恩，弟铭感五内，未尝一日或忘。
后共事黄浦军校，先生擘画军事教育，我则奔走农运宣讲，虽所司各异，然同为践行革命理想、培育救国英才而戮力，朝夕切磋，意气相投。先生严谨之治校风范、深沉之报国情怀，更让弟深知“救华夏”非空谈，需以实干奠基、以铁血担当。昔日师生，今朝同志，那段同舟共济之时光，至今思之，仍感怀不已。
今华夏沉疴日重，日寇铁蹄踏破东北、蚕食华北，《何梅协定》之屈辱未散，山河破碎，生灵涂炭，亡国灭种之祸已迫在眉睫。弟率赤军万里长征，历雪山草地之险、经枪林弹雨之苦，非为割据一方，实乃为北上抗日、救亡图存。此心此志，如先生昔日所教“正大光明”，昭如日月，可鉴天地。
先生今侍中枢，深得信任，且素怀忠贞之志、经世之才，当明“民族大义重于一切”之理。昔日党派之见、政见之分，在亡国危机面前，皆为细枝末节。唯有停止内战、团结御侮，方是华夏存续之正道。弟愿抛却前嫌，率赤军与国民政府军队并肩作战，共组抗日联军，同赴国难，以报家国养育之恩，以践先生昔日教诲。
望先生以苍生为念、以社稷为重，力谏当道，促成国共携手。若能化干戈为玉帛，聚散沙为磐石，共驱外侮、还我河山，则国家幸甚，民族幸甚，先生之功，亦将永载史册。
昔年受教于一师，受益终身。今盼共赴国难，再续师生同志之谊。翘首以盼先生明断，静待佳音。
敬颂康泰！
弟 泳之 谨启
1935年12月31日
李宇轩把泳之的信反复看了三遍，每一个字都像是在叩击他的心扉。最终，他缓缓将信投入火炉，看着火舌吞噬那些力透纸背的字迹。
“主席，怎么了？”亲信注意到他神色不对。
“没什么。”李宇轩望向北方，目光似乎要穿透重重山峦，
同一时刻，在陕北瓦窑堡的一孔窑洞里，泳之正伏案疾书。油灯的光晕映照着他清瘦的面容。
“泳之，还不休息？”师爷掀开门帘走进来，带来一身寒气。
“给李老的信已经发出了。”泳之放下笔，“我在想，他会不会理解我们的诚意。”
师爷在炕沿坐下：“李宇轩这个人，虽然跟着委员长，但民族大义还是分得清的。今年长征过西南时，他的部队就对我们网开一面。”
“这正是我给他写信的原因。”泳之点燃一支烟，“如今日寇步步紧逼，华北危在旦夕。若是能争取到李老这样的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多了一份希望。”
窗外传来陕北高原特有的风声，像是这个古老民族在危难中的叹息。
金陵总统府内，委员长正在书房里来回踱步。陈不雷侍立一旁，不敢出声。
“景行最近有什么动向？”委员长突然停下脚步。
“李主席一直在整顿西南政务，训练新军。不过……”陈不雷欲言又止。
“不过什么？”
“最近有一些传言，说李主席私下里对剿匪不太积极。”
委员长冷哼一声：“景行是跟我从小一起长大的，他不会背叛我。”
但他心里却泛起一丝不安。想起今年赤军过西南时，李宇轩的部队总是“慢半拍”。想起这些年李宇轩屡次劝谏“先抗日后剿共”。想起他们之间越来越频繁的争执……
“给景行发的电报，他回复了吗？”
“还没有。”
委员长走到窗前，望着金陵城的万家灯火。这个他苦心经营多年的首都，如今却让他感到前所未有的孤独。
李宇轩独自一人留在办公室。两份电报的内容在他脑中反复回响。
少东家的电报充满命令式的口吻，字里行间透着不容置疑的权威。这让他想起三十多年前，他们同在日本时的日子。那时的少东家还是个热血青年，他们曾一起发誓要拯救这个国家。
而泳之的信，则像是一记重锤，敲打着他内心最柔软的地方。“民族危亡甚于一切”——这句话何尝不是他这些年来最深切的感受？
他想起1931年东北沦陷时自己的愤怒，想起1932年淞沪抗战时自己的请战，想起这些年一次次劝委员长先抗日而无果的无奈……
“主席，”亲信再次敲门进来，“已经午夜了。”
李宇轩这才意识到，自己在办公室里呆坐了整整四个小时。
他突然问道，“如果你是现在的我，你会怎么做？”
亲信愣住了，良久才说：“属下不敢妄议。”
李宇轩苦笑：“连你也不敢说真话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