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的谕旨，如同一声沉闷的春雷，在军机处值房由精干的书吏誊写清楚、钤上关防后，便被装入防水的油布袋，由专差快马加鞭，冲出紫禁城的东华门，沿着贯通南北的官道，风驰电掣般奔向扬州。
这是一条传递帝国最高意志的血管，驿马的四蹄踏起滚滚黄尘，穿过华北平原刚刚抽穗的麦田，越过黄河浑浊的波涛，途经一个个驿站。每到一处，换马不换人，信使将那盛放旨意的黄色奏事匣子如同性命般护在怀中，只灌下一大碗浓茶，嚼几口干粮，便又翻身上马，继续这场与时间赛跑的旅程。官道两旁的百姓，早已习惯了这种代表着皇权迅捷与威严的景象，只是偶尔会在茶余饭后猜测，不知又是哪里的封疆大吏将要蒙受天恩，或是面临雷霆。
就在驿马南下的同时，扬州城依旧沉浸在其惯有的、带着咸湿气息的繁华梦里。表面上，一切如常。运河上盐船往来如梭，市肆间人声鼎沸，茶楼酒馆里，士绅商贾们依旧在高谈阔论，仿佛尤拔世那道奏折不过是投入大江的一颗小石子，连一丝涟漪都未曾泛起。
但在这平静的水面之下，暗流已然开始涌动。
最先嗅到危险气息的，是那些在盐业这个巨大利益链条上盘踞最久、根基最深的“总商”们。总商黄源泰，这几日总觉得右眼皮跳得厉害。他借口感染风寒，推掉了好几场应酬，独自待在他那位于康山草堂附近的巨宅深处。书房里，紫檀木书架上摆满了装点门面的经史子集，但他此刻却毫无翻阅的兴致，只是背着手，在铺着厚厚波斯地毯的地上来回踱步。
他回想起前几天盐运使司衙门里一位相交多年的“朋友”，借着送新茶的机会，隐晦地提醒他：“黄翁，近日衙署里气氛不对，尤大人查阅旧档甚是勤勉，尤其关注‘公银’往来……您是老成持重之人，往年账目，还需仔细梳理，以备咨询啊。”
这话说得含蓄，但黄源泰听懂了。尤拔世果然在查那笔“引余银两”！他立刻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二十多年了，这笔钱如同一条滋养着无数蚂蟥的暗河，从未暴露在阳光之下。历任盐政，从吉庆到高恒，再到普福，谁不是在这条河里捞得盆满钵满？而他们这些总商，则凭借“报效”之功，换取了更多的盐引配额、更优的课税待遇，以及官面上无形的庇护。这早已形成了一套心照不宣、运转娴熟的规则。
“千万两啊……”黄源泰心里默算着这些年来经他之手流出去的银子，不禁打了个寒颤。给高恒大人的“冰敬”、“炭敬”，助其打点京中关系的“部费”，为普福大人“代办”的古玩玉器，还有逢年过节、红白喜事各种名目的“孝敬”……这些固然是巨款，但更大头的，还是那些以“办公”、“办贡”名义支取的银子。修建皇帝南巡驻跸的行宫、花园，采购进贡内务府的珍玩，这其中有多少是实销实报，有多少是虚开浮冒，中饱了私囊，连他自己都快记不清了。
他走到窗边，推开一丝缝隙，望着庭院中精心营造的假山池沼。这亭台楼阁，这锦衣玉食，哪一样不是从那白花花的盐、白花花的银子中来的？如今，这好日子怕是要到头了。
“不行，不能坐以待毙。”黄源泰眼中闪过一丝商人的精明与狠厉。他迅速盘算起来：首先，必须立刻召集几个核心的总商，统一口径。就说所有“余息”银两，皆用于皇上南巡接驾、宫廷贡奉等公务，绝无私吞。账目……账目需要立刻着手“整理”，那些过于露骨的、指向个人分肥的记录，必须销毁或修改，做成“公用”开支的样子。其次，要赶紧派人，不，最好是自己亲自写信，向京中那些平日拿了厚礼的“关系”们打探消息，寻求庇护。高恒大人虽然卸任，但在京中人脉犹在，圣眷……想必也还未完全衰落吧？
他立刻走到书案前，铺开信笺，提起那支狼毫笔，却觉得笔杆有千钧重。这信，该怎么写？说得轻了，怕对方不重视；说得重了，又恐引火烧身。他斟酌再三，终于落笔，语气极尽恭谨委婉，先问候高恒大人安好，随后提及近日盐政衙门似有清查旧账之举，恐涉及往年“公务”开支，恳请大人念在往日“情谊”，于京中代为周旋，澄清“误会”云云。
写完信，用上火漆，叫来最心腹的管家，低声嘱咐：“立刻安排稳妥之人，快马进京，务必将此信亲手交到高恒大人府上。记住，要快，要隐秘！”
管家领命而去。黄源泰稍稍松了口气，但心中的那块大石，却并未落下。他知道，这只是第一步。这场风波，恐怕不会那么容易平息。尤拔世是新人，想要立威；而皇上……皇上到底对此事知情多少？又是什么态度？他想起高恒曾经酒后得意地透露，有些“报效”是直接入了内务府的账，皇上是默许的。可如今，这“默许”还作数吗？
一种巨大的不确定感和恐惧，如同扬州城春日潮湿的霉气，无声无息地渗透进他华宅的每一个角落。
与此同时，在前盐政高恒位于扬州的别院里，却是另一番景象。高恒并未立即返京，他贪恋扬州的繁华与舒适。此刻，他正与几位清客幕友在水榭中欣赏新排演的戏曲，丝竹悠扬，水波荡漾。
一名下人悄悄走近，在他耳边低语了几句，显然是汇报了黄源泰那边的异动以及可能来自京城的消息。
高恒端着酒杯的手微微一顿，随即恢复了常态，挥挥手让下人退下。他脸上依旧带着矜持的笑容，对幕友们道：“无事，些许小事，不必扰了雅兴。”
他确实不怎么慌张。在他看来，这“引余公银”之事，乃是沿袭多年的成例，并非他高恒独创。所得银两，大部分也确实用于南巡接驾、宫廷供奉等“刚性”开支，这是为皇上办事，是“忠”；自己从中取一些“辛苦费”、“车马钱”，上下打点，维持关系，也是官场常态，是“情”。法理不外乎人情。他背后有高斌氏的家族背景，有宫中贵妃的情面，皇上难道还会为了这点“惯例”之事，深究到底不成？尤拔世一个新任盐政，急于表现，查一查也就罢了，难道还真能翻得了天？
这种源于身份地位和过往经验的自信，或者说侥幸，让他选择按兵不动，甚至没有立刻给京中的家族和盟友去信预警。他低估了皇帝对千万两白银流失的震怒，也低估了这桩案件背后所触及的，帝国财政管理制度深层次的矛盾与危机。
系统的惯性是强大的，它让身处其中的人，常常会产生一种错觉，以为规则永远会按照既定的方式运转，却忘了执掌最终权柄的皇帝，拥有随时修改甚至摧毁旧规则的力量。
就在黄源泰焦灼不安、高恒不以为然的当口，那匹带着皇帝谕旨的驿马，已经裹挟着一路风尘，冲入了扬州城高耸的城门。马蹄声踏在青石板上，发出清脆而急促的声响，像战鼓一样，敲在了某些人骤然绷紧的心弦上。
旨意，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