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家坳的夜晚，通常被浓稠的黑暗和寂静包裹，只有零星的犬吠和虫鸣。但今晚，村头那间用作会议室和仓库的、较大的土坯房里，却透出昏黄跳跃的煤油灯光，人声嘈杂，打破了往常的宁静。生产队长姜铁柱傍晚时挨家挨户通知，晚饭后全体社员到队部开会，批判“资本主义尾巴”。
徐瀚飞本不想去，他厌恶任何形式的集体活动，那只会加剧他的孤立感。但姜铁柱特意走到他那破屋门口，用不容置疑的语气说：“徐瀚飞，你也得来。接受教育。” 语气平淡，却带着一种无形的压力。他知道，自己没有拒绝的权利。
他磨蹭到人都差不多到齐了，才低着头，悄无声息地溜进会议室，找了个最靠门边、灯光最暗的角落阴影里坐下，尽量缩小自己的存在感。屋里烟雾缭绕，劣质烟草和汗味混合的气味刺鼻。男人们大多蹲在地上或靠在墙根，吧嗒吧嗒地抽着旱烟；女人们则挤在长条板凳上，纳着鞋底或低声交头接耳；孩子们在人群缝隙里追逐打闹。空气中弥漫着一种混杂着无聊、好奇和一丝莫名亢奋的情绪。
会议开始了。姜铁柱站在前面一张破旧的桌子后，煤油灯的光晕照着他黝黑而严肃的脸。他先是照本宣科地念了一段《人民日报》上的社论，内容是关于警惕农村中滋长的“资本主义自发倾向”，割掉“资本主义尾巴”。他的方言口音很重，许多政治术语念得磕磕绊绊，但语气却异常严厉。
徐瀚飞垂着眼睑，盯着自己脚下坑洼不平的泥地，心思早已飘远。这些空洞的政治口号，他在省城时早已听得耳朵起茧，甚至他的家庭就是被这些口号掀起的巨浪所吞噬。此刻，在这偏远的山村再次听到，只觉得一种时空错置的荒诞和深深的疲惫。
姜铁柱念完，开始联系实际。他提高了嗓门，目光扫过人群：“咱们姜家坳，有没有这种尾巴？我看是有的！有的人，心思就不在集体上！就想着自己那一亩三分地，搞私捞！比如，后山的竹子，是集体的！有人偷偷砍了，编了筐，拿到集上去卖钱！这是不是资本主义尾巴？”
人群起了一阵小小的骚动。有人低声附和，有人目光闪烁。被点到的、那个会编筐的老光棍姜老五，蹲在角落里，把头埋得更低了，脸涨得通红。
“还有！”姜铁柱继续发挥，“有的人，家里的母鸡多下了几个蛋，不交给供销社，偷偷藏起来，或者跟邻居以物易物！这是不是助长了私心？是不是尾巴？”
几个妇女下意识地缩了缩脖子。农村日子清苦，谁家不想多个鸡蛋给孩子补补身子或换点针头线脑？这几乎是公开的秘密。
批判渐渐升温。在姜铁柱的引导和几个积极分子的带头下，开始有人站起来发言。言辞激烈，上纲上线，将偷砍一根竹子、私藏几个鸡蛋的行为，与“破坏集体经济”、“挖社会主义墙角”联系起来。发言者往往情绪激动，脸红脖子粗，仿佛面对的是不共戴天的敌人。而大多数村民，则沉默着，脸上带着茫然、畏惧或事不关己的麻木。
徐瀚飞冷眼旁观着这一切。他看着那些激愤的面孔，听着那些可笑又可怕的言论，胃里一阵翻涌。他想起父亲书架上那些被抄家时撕毁的经济学著作，里面清晰地论述过市场、价格、激励机制……而在这里，最原始的商品交换、最微薄的一点改善生活的努力，却被冠以如此可怕的罪名进行批判。这种巨大的认知落差，让他感到一种智力上的优越感和更深沉的悲哀。
他甚至看到，那个前几天给他送过一碗姜汤的邻居李婶，也怯生生地站起来，说了几句批判姜老五“私心重”的话，说完后不安地搓着手坐下。徐瀚飞心里冷笑，她大概也是为了表明立场，划清界限吧。那一点点微末的善意，在此刻集体狂热的氛围下，显得如此脆弱和虚伪。
这场批判会，与他家族的命运休戚相关——正是类似却规模宏大无数倍的“批判”和“斗争”，将他从云端打落至此。他本该感同身受，甚至同病相怜。但奇怪的是，他感觉自己像一个局外人，一个坐在戏台下的观众，看着台上上演着一出荒诞不经、却又真实得可怕的闹剧。他与台上的人物，与周围的观众，隔着一层厚厚的、冰冷的毛玻璃。他能看到他们的表演，听到他们的声音，却无法融入他们的情绪，也无法理解他们的逻辑。他们的愤怒、恐惧、狂热，都像是另一个世界的事情。
他感到一种彻骨的冰凉和疏离。这个地方，这些人，这种生活，离他熟悉的一切太遥远了。他不属于这里，永远也不会属于这里。这场批判会，非但没有让他受到“教育”，反而更加坚定了他的想法：必须离开，无论如何，一定要离开这个愚昧、压抑、令人窒息的地方。
会议在群情激奋（至少表面上是）的口号声中结束了。村民们打着哈欠，议论着散去，仿佛刚刚结束的只是一场与己无关的娱乐活动。徐瀚飞第一个站起身，默默地走出会议室，重新投入外面清冷的夜色中。身后的喧嚣很快散去，村庄重归寂静。他抬头望向漆黑的、缀满寒星的天幕，深深吸了一口冰冷的空气，仿佛要将胸腔里的浊气全部排出。那场闹剧结束了，但他内心的孤绝和与这个世界的隔膜，却比夜色更加深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