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熊大缜的冤案，已有很多书籍记载过，网上就更为详尽。
熊大珍，清华大学叶孙棋教授的前高年级学生，1935年毕业后留在学校，1937年被德国录取。“七七”事变爆发时，清华大学正准备南下昆明，叶孙棋对运输图书、物资和设备的热潮负全部责任。熊大珍放弃出国结婚，成为叶孙棋的重要助手。高峰结束前，日军进入清华校园，迫使叶和熊转移到天津。
1939年初，冀中军区卫生部长张震潜入北平，征集根据地急需的知识分子。他找到了他的同学孙露，并动员他和自己一起工作。春节期间，孙露回到天津老家，在英租界找到熊大珍，并向他介绍了冀中抗日战争。于是熊大珍找到了叶孙棋，并郑重建议他参加根据地的抗日战争。
熊大正到达冀中军区后，改名为熊大正。他深受吕正操指挥官的赞赏。三个月后，他被任命为供应部长，全面负责整个基地的物资工作。在叶孙棋的帮助下，熊大珍还聚集了100多名天津大学生和其他青年知识分子，为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抗日战争的关键时期，延安的反强奸运动扩展到河北省中部。河北省中部的军区也设立了反强奸部门。大批优秀共产党员被国民党“消灭”为“叛徒”。来自国民党控制区天津的熊大珍也未幸免。他被指定为特工，在军事当局移交期间被秘密处决。在最后一刻，熊大珍宁愿被石头砸死，以节省子弹来打败日本鬼子。
熊大珍的冤案后来与他的导师叶孙棋联系在一起，叶在文革期间被监禁。
粉碎“四人帮”后，胡耀邦开始平反历史上的一系列错误。在这种气候下，恢复熊大真势在必行。然而，对具体行动仍有许多阻力。熊大珍的康复最早是在1982年提出的。王林在12月22日的日记中写道:
我和张震同志谈过抗日战争初期熊大正一案，我说我曾督促孙露同志写材料，请求有关部门予以纠正。张说，他也和孙谈过证明自己观点的问题。回到住处后，他立即写信给孙，敦促他写书面材料，以纠正死者所受的冤屈。
十多天后，孙露从天津来到张震家中研究熊大珍的康复。王林的日记:
1983年1月7日
孙露同志从天津来，请张震同志研究熊大正的康复问题。
两天后，在一个星期天，他们再次来到吕正操家计划这件事。王林不仅在日记中描述了这一过程，还提到了延安官员舒通和俞文光。
1月9日星期日
早上，我和张震同志去和吕正操同志谈了熊大珍的康复问题。下午，他帮助孙露同志写了一份关于他康复申请的报告。熊大珍1934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他是系主任叶·孙棋的优秀学生，并一直担任助理教授。叶莉被推荐去德国学习。由于7月7日的事件，它没有发生。张震同志从冀中来到平金，动员爱国人士到冀中参军。他首先动员了孙露，他因为肺病而不能去，并推荐了熊。这只熊正带着一个带叶子的仪器搬到昆明。我在天津遇见了孙露(清华的同学)。熊去了冀中，很快成为了军区的供应部长。不幸的是，他在1939年春天被误杀了。鲁智深等人在谈话中透露，当时在晋察冀边区从事极端“左派”活动的是舒通的政治主任兼反强奸部长文光(我一定会成功)。当时，有许多含义。对于杨郭靖被陷害，孙志远流下了眼泪。
这里提到的杨郭靖参加了12月9日运动。Xi事变期间，他和我父亲在东北陆军军事训练队，后来在冀中相遇。他曾是冀中军区骑兵团政治部主任，死于1942年5月1日的突袭。我父亲在《十八匹马》中提到他和孙犁已经找过他了。孙志远当时是冀中军区政治部主任，现在是国家第三军区部长。
六个月后，吕正操亲自去天津大学参观孙露。王林的日记:
7月5日
早上，我陪吕正操同志去看望田大的孙露同志，谈如何平反熊大正。
7月9日
早上，孙露的老同学来谈寻找熊大正烈士的亲友。顺便说一下，他谈到了中国的民主和法制。他要求很高，但他担心上面只有一个空文本，而下面他不听。我说这是一场斗争。马克思主义说历史是人民创造的。没有人民的“创造”(提升)，实际上只有一部宪法，等同于历史文献。他点点头，答应了。
从这两个日记中，可以看出康复并不那么简单。下面有阻力。那是1984年。为此，吕正操也去了上海。
1984年4月5日
早上到达吕正操同志的家。他说他去年冬天去上海找熊大珍的哥哥。此人是上海市委常委。他写的情况和孙露的老同学写的一样。
无论如何，当康复工作进入写作阶段，我父亲有责任拿起笔。王林的日记:
4月20日，谷物雨
为熊大正(熊大正)平反此事，为吕正操同志起了申请草。他还补充了一条材料:“关于1938年夏冀中区委与天津市地委的直接联系，关于天津市的“党政军联合办公室”。
张震同志同意了，他和鲁智深同意面对面地研究最终草案。
然而，最大的障碍是其中一方，王文博。熊大珍当供应部长时，他是政委(后来是商务部副部长)。他的证词至关重要。但是他的态度...王林日记:
5月4日
昨天，我们和张震同志同王文博同志谈了熊大正的康复问题。王当是军需部的政委。根据他对那一年的印象，一方面，他质疑这个案子；另一方面，他认为天津的“党政军联办”是蒋介石的特务组织。我请他打电话给冀中抗日战争史研究室，先搞清楚这个组织的性质。熊的康复似乎仍然非常复杂。
一周后，王林在冉怀周和小崔的陪同下来到王文博家收集证明材料。然而，看完材料后，王林火冒三丈，不顾自己的感受，当面指责王文博。这一幕非常尴尬。据冉怀周说，王林非常生气，他用拐杖打了地板。他们都非常惊讶。王林的日记:
5月13日星期日
王文博同志以供应部政委的身份为熊大正一案写了书面材料。我看着它，和他对质:“从你写的材料来看，熊大正仍然是被供状逼出来的罪行:叛徒和国家特种兵。”他发牢骚，拒绝理解和表达他的观点，所以他原谅自己没有这样说。
我指着他写的材料问道:“爆炸研究所为冀中军研制了大量军用炸药。其中一些人，如孟本忠(清华大学毕业)，在白洋淀英勇牺牲。其他成员，如王席德同志，仍然是第二航空航天部原子能研究所所长。可以说，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多年后，这个研究所的成员都没有任何问题，都作出了贡献。”然而，政委王文博写的材料仍然含沙射影地说，研究所非常可疑，他们有一个秘密电台。
他用含沙射影的口吻写了这篇材料，试图坚持错误不应该纠正，但他拒绝清楚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因此，他用了一些含沙射影的话和把责任转移给别人的手段。这种人使用这种方法，已经得到了推广！
我当面揭穿了他的意图，冉怀洲和崔都很惊讶。总之，王文的客观效果是继续用含糊和含沙射影的口吻来巩固错误清洗扩张的邪恶后果。澄清这篇文章引起的混乱需要一定数量的文件证明。张震同志低估了这种消极力量的作用，这是不现实的。
冉怀周说王林从王文博家出来时仍然很生气。他用拐杖戳着地面说:“有什么大不了的，难道不是屁股后面冒烟了吗？”(指部级干部配给汽车)第二天:
5月14日
张震同志今天下午向冉怀周和小崔做了第三次发言。当谈到1939年5月熊大珍(熊大正)一案的逼供审讯时，审讯者最后引述说:“你还应该和河北省中部的吕正操、孙志远和黄静谈谈！”从这个角度来看，当时晋察冀“逼供”大师的目标不仅仅是熊大正、张震等爱国科技知识分子，也是冀中平原根据地的创建者。
唉！事实上，冀中反强奸运动的隐藏目的是吕正操、孙志远和黄静。许多历史真相仍有待揭示。
不幸的是，我父亲没有等到熊大珍康复。一个半月后，他死于手术事故。
听到熊大珍康复的消息后，吕正操还找了前河北省委书记刘闫冰。我不知道具体细节。结果，熊大珍的康复又过了两年才于1986年10月获得中共河北省委批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