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丽·科尔文(Marie colvin)被手榴弹炸伤，不幸在2001年4月16日接受斯里兰卡内战采访时失去左眼。她的独眼形象几乎成了媒体的招牌，她的传奇故事也出现在屏幕上。
1956年生于美国纽约长岛风景如画的牡蛎湾，她曾是耶鲁大学英语文学的尖子生。“那时，我只想写些没有呻吟的小说。高三时，她参加了一个研讨会，讨论著名记者约翰·赫西关于日本广岛原子弹爆炸后形势的报道。这是20世纪美国新闻业的巅峰，令科尔文深感震惊。”赫西是我职业生涯中的第一位导师。他让我想报道真实的事情，也让我相信这些报道可以改变世界。“大学毕业后，科尔文在联合新闻国际(united press international)担任夜班记者，不久后被派往法国担任巴黎新闻站主任。她的事业蒸蒸日上，但科尔文并不满意。她认为美国新闻社的报道“只关注事实，没有感情”。1986年，她加入了英国著名的《星期日泰晤士报》，并在那里会见了一个由外国记者组成的精英团队。每次她看到他们从国外战场送回的手稿，她都很兴奋，渴望尝试。所以她申请成为一名战地记者。在科尔文的作品中，炮弹不仅仅是一个名词，伤亡也不仅仅是一个数字，它们意味着烧毁的房屋，残缺不全的肢体，带着孩子哭泣的妇女和士兵眼中闪过的恐慌。
大多数时候，科尔文去了一个地方，发现自己是那里唯一的记者。危险似乎对科尔文有天然的吸引力。越危险，她做得越好。不管他在哪里，科尔文都坚持和他报道的人住在一起。1999年12月，在接受车臣叛军采访时，她冒着严寒徒步穿越高加索山脉，掉进齐腰深的冰水里。她每天只能喝一碗面糊。晚上，她和十几名车臣士兵挤在一个6米长2米宽的地方休息。有一次，半夜睡觉时，科尔文被他身下的硬块吵醒了。当他碰它的时候，是两颗手榴弹。“这帮亡命之徒在紧急情况下，很可能会发动自杀式袭击，连我都炸了。这种事情一天可能发生一千次。”幸运的是，科尔文活着回来了！
2001年，科尔文去斯里兰卡报道战争。她在政府部门不知情的情况下进入该国，并设法逃避检查。她溜进了反政府泰米尔猛虎组织控制的地区，会见了当时许多LTTE高级成员。但就在她即将从采访中回来的时候，她遭到了政府军的袭击，子弹射进了她的肩膀、胸部和眼睛，成为了一名“俘虏”。最终，科尔文在美国大使馆的保护下幸存下来，但失去了左眼。伤势永久性地失去了科尔文的左眼。从那以后，她一直穿着海盗风格的黑色补丁，这已经成为她的商标形象。套用马龙·白兰度的戏剧《独眼杰克》(独眼巨人)的话，朋友们戏称她为“独眼吉尔”(独眼凤凰)。科尔文穿上这块黑色的补丁，去了下一个战场。死亡如此傲慢地接近她，她只能与信仰竞争。“人们有权知道政府和军队以他们的名义在做什么”，并且“相信当你死在国外战场上时，许多人都在等着看你的报告。相信他们关心战争中的不幸并试图阻止它”。
2011年初，卡扎菲坐在利比亚首都的黎波里的一家海滨餐厅接受采访。科尔文的问题很直白:“你见过抗议者吗？”“没有人反对我，”卡扎菲回答道。"利比亚的每个人都爱我，并忠实地跟随我。""但是现在这个国家有一半被反对派控制了."科尔文和卡扎菲已经认识20多年了，“他是一个生活在他想象中的王国里的人，非常不安全”。与“中东疯狗”和“非洲狮子”的名字相比，科尔文的评价更中肯可信。
玛丽·科尔文自1986年以来一直担任战地记者。从两伊战争的前线到报道西岸的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冲突，再到前南斯拉夫的战争，她一直生活在战火中，经历了两次失败的战争浪漫。战场也给科尔文带来甜蜜和温暖，也就是她的两个战场传奇。然而，战地记者之间的婚姻只持续了两年。“我们就像两个不知疲倦的孩子，过于关注战争中的毁灭和死亡，以至于不能忽视其他事物，甚至彼此的存在”。
1986年，科尔文出名时，她正好30多岁。由于过正常的家庭生活很少见，科尔文和几个前恋人经常在不同的战场上采访和报道。也许她太喜欢这个职业了。科尔文宁愿牺牲她的家人。她经历过许多次婚姻，没有孩子。科尔文说:“我关注战争中的人性。它让生活在和平环境中的人们不会感到疏远和陌生。”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2月19日发表了一篇由来自叙利亚霍姆斯的美国记者玛丽·科尔文撰写的战争报道，“悬而未决的是每个人的口头问题:‘为什么世界抛弃了我们？”“没人会想到这篇文章会是久经战争考验的科尔文最后一部幸存下来的作品。《星期日泰晤士报》总编辑约翰·威瑟罗说科尔文“远不止是一名战地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