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世纪50年代，一名美国医生向囚犯和不知情的病人注射癌细胞，观察癌症是否具有传染性。该事件引起了公众对医学伦理的关注，促进了伦理规范的引入，并建立了知情同意权和伦理审查委员会。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保护受试者的权益并没有像科学家担心的那样阻碍科学进步。
哈里特·拉克斯的癌细胞海拉细胞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可以无限期复制的“不朽”细胞。
Hela细胞像雨后的竹笋一样在世界各地的实验室中增殖。病毒学家切斯特·索瑟姆突然有了一个可怕的想法:如果科学家被哈里特的癌细胞感染了呢？同性恋和其他科学家已经证明，注射了活的海拉细胞的老鼠会长出肿瘤，不是吗？
研究人员在海拉细胞周围呼吸空气体，并整天将它们从一个瓶子转移到另一个瓶子。他们可能会不小心碰到它们。他们甚至在希拉细胞旁边的实验台上吃东西。一位科学家利用海拉细胞开发了一种抗普通感冒病毒的疫苗。他注射了400多人。疫苗不纯，含有少量的海拉细胞。没有人知道海拉细胞或其他癌细胞是否会致癌。
“这可能是危险的，”索瑟姆写道，“在研究过程中任何粗心的注射，或者任何残留的细胞或细胞代谢物被带入抗病毒疫苗的注射，都可能导致肿瘤。”
索瑟姆是一位享有盛誉的癌症研究专家。他也是美国斯隆-凯特林癌症研究所病毒部门的负责人。他和许多科学家认为癌症是由病毒感染或免疫系统缺陷引起的。索瑟姆决定用希拉细胞来检验他的理论。
1954年2月，南安普敦用混合有海拉细胞的盐水溶液填充注射器。他把一根针扎进一名刚刚因白血病住院的妇女的手臂。然后他慢慢地推动针柄，大约500万个希拉细胞进入了这个女人的身体。注射部位凸出了一个小包。索瑟姆换了一根针，小心翼翼地在旁边放了一个小墨水点做标记。这样，无论几天、几周甚至几个月后，他都可以很容易地找到注射部位，并检查海拉细胞是否已经导致癌症。用这种方法，他给十几个癌症患者注射了恶性肿瘤细胞，但给他们的解释是测试免疫系统而不提及事实。
注射完成后的几个小时内，病人的大胳膊又红又肿。五到十天后，硬结出现在注射部位。索瑟姆切除了一些肿瘤来检查它们是否是癌细胞，但他故意留下一些，以观察病人的免疫系统是否能与之竞争，反之亦然，这些癌细胞是否会扩散。几周之内，一些肿瘤已经长到了两厘米的直径——当哈里特开始接受放射性镭治疗时，她体内的癌性变化就那么大。
索瑟姆最终为疫苗接种者切除了大部分硬肿瘤，其他肿瘤在几个月后自行消失。但是四个病人过了一会儿又复发了。索瑟姆一直在移除它们，但是肿瘤一次又一次地生长。病人的癌细胞甚至扩散到淋巴结。
但是这些病人不足以解释这个问题，因为他们自己也有癌症。作为比较，索思汉姆决定用健康人作为对照注射实验。1956年5月，他在《俄亥俄州监狱通讯》上发布了一则广告，医生们想给25名癌症研究志愿者打电话。几天后，他实际上招募了96名志愿者，很快增加到150名。
选择俄亥俄监狱的原因是，这里的囚犯以前曾以非常合作的方式参与过几次科学研究，并且曾经感染过兔热病，这可能是致命的。十五年后，必须对囚犯的实验进行检查和严格控制，因为那时人们意识到囚犯不能给予知情同意，他们应该被视为弱势群体。在南安实验时代，全国各地的囚犯都被用来做各种实验，如测试化学武器的效果，判断x光照射对精子计数的影响。
1956年6月，南安普顿的同事爱丽丝·摩尔用手提包将希拉细胞从纽约带到俄亥俄州。索瑟姆把它们注射到65名囚犯体内。杀人犯、贪污犯、抢劫犯和伪造者坐在木头长椅上排成一排。有些人换上了白色医院制服。有些人刚下班回来，穿着蓝色工作服。
很快，接受注射的囚犯手臂上长出了肿瘤，和以前癌症患者一样。媒体纷纷报道俄亥俄州监狱的英雄，称赞他们是“世界上第一个同意接受如此严格的癌症实验的健康人”。他们还引用了一名囚犯的话:“如果我说我一点也不害怕，那就是谎言。当你躺在床上想着手臂上生长的癌细胞时，你有什么感觉？”
记者一遍又一遍地问，“你为什么报名成为志愿者？”
囚犯的回答是一样的:“我对一个女孩做了不可原谅的事情。我想我可以弥补。”
“我相信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看，这是对我以前罪行的一点补偿。”
索瑟姆给每个囚犯注射了很多次。不像以前那些病重的病人，这些人通过自身的免疫力战胜了癌细胞。注射次数越多，他们的身体反应越快，好像他们已经产生了免疫力。索瑟姆透露了他的研究结果，媒体大肆宣传，称这项研究可能导致抗癌疫苗的重大突破。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南安普顿继续使用海拉细胞和其他活性癌细胞进行人体实验。他前后注射了600多人，其中一半是癌症患者。此外，每一个来到斯隆-凯特琳纪念医院和詹姆斯·尤因幽灵医院做妇科手术的病人都逃不出他的手掌心。即使他解释说，他只是在做癌症测试。这就是他真正的想法:因为癌症患者排斥这些细胞的速度比健康人慢，所以南安普顿认为只要他记录排斥的时间，他就能找到尚未被诊断的癌症。
Hela细胞用荧光染色，图片提供:汤姆迪尔尼克。
作为对这项研究的回应，索瑟姆在后来的听证会上反复声明:“当然，这些细胞是否是癌细胞根本不是问题的关键。无论什么外来细胞被注入人体，排斥都会自然发生。使用癌细胞的唯一缺点是公众对“癌症”这个词有极大的恐惧和无知。"
索瑟姆说，正是因为这种“恐惧和无知”，他才没有通知病人他们被注射了癌细胞，因为这将导致不必要的恐慌。根据他的话:“把这个可怕的词和临床实验联系起来会对病人造成伤害，因为病人可能会觉得(也许是对的，也许是错的)他要么得了癌症，要么无法治愈...这个微小的医学上无关紧要的细节可能会对病人的情绪产生很大的影响，掩盖了这个细节...是负责任的，符合医学传统。”
然而，索瑟姆不是这些病人的医生，他也没有隐瞒病人的病情。欺骗病人只是为了他自己的利益——如果病人知道医生自己注射了什么，他可能会拒绝参加实验。1963年7月5日，南安普顿与布鲁克林犹太慢性病医院内科主任伊曼纽尔·曼德尔(emanuel mandel)签署协议，在他的医院里对病人进行实验。如果这种合作没有导致事件的披露，南安普顿的实验不会持续很多年。
南安普敦计划让曼德尔的医生给22名患者注射癌细胞。曼德尔告诉他的工作人员这个计划，并禁止他们向病人透露注射的内容。三名年轻的犹太医生拒绝服从，说他们不会在病人不知情的情况下做这样的实验。三名医生都知道纳粹对犹太囚犯的实验，并听说了纽伦堡审判。
十六年前，1947年8月20日，由美国主持的纽伦堡国际战争法庭判处七名纳粹医生绞刑。罪名是:未经参与者同意，对犹太人进行非人的实验，如将兄弟姐妹缝合成连体双胞胎，为研究器官功能进行活体解剖等。
最高法院制定了十项道德原则来管理世界各地的人类实验，这些原则在未来将被称为纽伦堡法典。《公约》的第一句话是:主体必须自愿同意，不得胁迫。这个概念是前所未有的。公元前4世纪写的希波克拉底誓言不包括病人的知情同意。此外，尽管美国医学协会早在1910年就颁布了保护实验动物的法规，但在纽伦堡公约之前并没有保护人类利益的相关法律。
尽管如此，纽伦堡公约毕竟只是一个“公约”。像后来形成的许多公约一样，它们不是法律，充其量只能被视为建议。不一定在医学院任教，包括南安普顿在内的许多研究人员声称不知道它的存在。许多听说过纽伦堡公约的人认为这是一个“纳粹公约”，一个野蛮人和独裁者的公约，与优秀的美国医生无关。
南安普敦在1954年给病人注射了海拉细胞，当时美国没有官方的研究和监管机构。事实上，在20世纪初，政治家试图将法规写入州和联邦法律，但医生和研究人员每次都提出抗议。因此，以“阻碍科学进步”为由，此类提议一再遭到拒绝。然而，在其他国家，早在1891年就有管理人类实验的规定。讽刺的是，在这些国家中，有德国的前身普鲁士。
在美国实施研究伦理的唯一方法是通过民事法庭。律师可以利用纽伦堡公约在法庭上判断科学家是否符合职业道德。然而，将科学家告上法庭并不容易。有必要拥有资金和方法，并且知道它们已经用于科学研究实验。
塔斯基吉研究所的工作人员正在检查海拉细胞。
“知情同意”一词首次出现在1957年的民事裁决中。原告是一个名叫马丁·萨尔戈的病人。医生给他麻醉。他以为医生会给他做常规手术。谁知道当他从麻醉中醒来时，他发现腰部以下完全瘫痪了。医生从未告诉他整个手术的风险。法官裁定医生败诉:“如果医生隐瞒了必要的信息，使病人无法对即将到来的医疗做出合理的判断，那么他就没有履行对病人的职责，是有过错的。”他还写道:“医生必须提供足够的信息，这是知情同意的基础。”
“知情同意”强调医生必须告知患者相关信息，但对与索思姆(Southam)相似的研究没有限制，因为索思姆的研究对象不是他的患者。人们要过几十年才会开始质疑在像哈丽雅特这样的情况下，是否还有“知情同意”的问题。这一次，医生从哈丽雅特的体内取出组织，然后进行体外实验。
然而，对于拒绝与南安普敦合作的三名医生来说，未经患者同意向他们体内注射癌细胞绝对违反人权和纽伦堡公约。曼德尔不这么认为。他想让住院医生给病人注射，而不是三个人。1963年8月27日，三名医生集体辞职。辞职信中给出的理由是“违反伦理的科学研究”。他们把信交给了曼德尔和至少一名记者。曼德尔收到这封信后，立即打电话给三名医生中的一名，指责他们因为犹太背景而过于敏感。
医院董事会成员中有一位名叫威廉海曼的律师，他不认为这三位医生太敏感。得知他们辞职后，他要求查看参与研究的患者的数据。该请求可能会被拒绝。另一方面，就在三名医生辞职后几天，《纽约时报》刚刚发表了一份题为“瑞典惩罚癌症专家”的小报告。故事的主角是一位癌症研究人员，名叫bertil bjrklund。他使用海拉细胞作为疫苗，然后给自己和病人静脉注射。他从盖伊的实验室拿到了所有的细胞，数量如此之大，以至于每个人都开玩笑说，与其注射，不如把细胞倒入游泳池甚至湖里，然后让人们在里面游泳，从而获得免疫力。Biorklund因注射Hela细胞而被实验室开除。海曼希望南安普敦会有同样的命运，所以在1963年12月，他向法院递交了一份请愿书，要求获得这项研究的记录。
海曼将南安普顿的研究与纳粹的研究进行了比较，并从三名辞职的医生那里获得了供词。他们形容索南姆的做法“违背法律原则，违背道德，令人遗憾”。海曼还从另一位医生那里获得了供词，他说:即使索瑟姆问了，病人也不能给予知情同意，因为其中一人患有帕金森病，不能说话，另外两人只会说意第绪语，另一人患有多发性硬化症和抑郁症。海曼写道:“无论如何，他们告诉我没有必要签署同意书...那些犹太病人不可能同意注射活的癌细胞。”
这件事引起了媒体的注意。医院说，诉讼充满了“误导和错误”，但报纸和杂志仍然刊登头条新闻:
医学专家谴责注射癌细胞违反伦理道德
报告称，《纽伦堡公约》在美国一直被忽视，目前国内没有相关法律保护科研对象。《科学》杂志称这一事件是“纽伦堡审判以来最激烈的关于医学伦理的公开辩论”，并表示“目前的形势对每个人都不乐观”该杂志的一名记者问索南姆:如果注射像你说的那样安全，你为什么不自己注射呢？
“我直截了当地告诉你，”索思汉姆回答，“现在只有少数有经验的癌症研究人员。即使只有一点点危险，也不明智的做法是用自己做实验。”
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注射癌细胞的病人看到了这份报告，并一个接一个地联系了记者。纽约州司法部长路易斯·莱夫科维茨(louis lefkowitz)也从媒体报道中得知了这一事件，并立即展开调查。之后，他写了一份长达五页的报告，在报告中他慷慨陈词，指责索思姆和曼德尔作弊，违反职业道德，并要求纽约州立大学理事会吊销他们的医疗执照。莱夫科维茨写道:“每个人都有权决定别人能对自己的身体做什么，不能剥夺这一权利。病人有权知道注射器里有什么。如果知识导致恐惧和焦虑，他们有权表达恐慌并拒绝注射。”
然而，许多医生站出来在评估委员会和媒体面前为南安普敦辩护，称医学界几十年来一直在进行这样的研究。他们说没有必要把所有的信息都给科研对象，索南姆的做法符合科研领域的职业道德。南安普敦的律师也认为:“如果整个领域都在这么做，那么南安普敦的做法怎么能被称为‘违背职业道德’？”
这一事件在评估委员会中引起了很大的轰动。1965年6月10日，该委员会的医疗纠纷委员会裁定南安普顿和曼德尔“在行医过程中作弊并违反职业道德”，并建议吊销他们的执照一年。委员会写道:“从整个事件的记录来看，很明显，一些医生认为他们可以对病人做任何他们想做的事情...患者同意只是一种可选的形式。我们不同意这一点。”
在审查中，委员会还呼吁为临床研究制定更具体的规范。他们说:“委员会认为，这种规范相当于严重警告限制科学研究活动，使其不侵犯基本人权和豁免权。”
后来，索瑟姆和曼德尔被吊销执照并给予一年缓刑。然而，这一事件似乎对南安普顿的学术地位没有任何影响。试用期一结束，南安普顿就当选为美国癌症研究协会主席。然而，这一事件毕竟在人类实验监管史上写下了重要的一笔。
在评估委员会做出判断之前，媒体对南安普敦的负面评价引起了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关注。该组织一直在资助南安普敦的研究，但长期以来一直规定，所有研究人员在进行人体实验之前必须征得他们的同意。南安普顿事件后，国家卫生研究院对国家卫生研究院资助的52个研究机构进行了审查，发现只有9个机构有保护受试者权利的法规，只有16个机构会为患者签署知情同意书。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得出结论:“对于涉及病人的实验研究，研究者的判断不足以作为判断该实验是否符合医学伦理的基础。"
调查结束后，国家卫生研究院规定，所有涉及人体的研究都必须由审查委员会进行审查，以确定它们是否符合该研究院的道德准则，其中必须包括受试者签署的知情同意书。资金只有在审批后才能发放。审计委员会应该是一个独立的小组，由来自不同种族、阶层和背景的专家以及公众组成。
科学家对医学研究的未来表示担忧。其中一人甚至给《科学》杂志主编写信说:“显然无害的人类癌症研究已经停止...1966年将结束所有医学进步。”
同年晚些时候，哈佛麻醉师亨利·比彻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发表了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南安普顿并不孤单。像他这样的反伦理研究有数百项。比彻公开了其中最糟糕的22个。例如，一些人给儿童注射肝炎病毒，另一些人吸入二氧化碳麻醉病人，导致中毒。索瑟姆的研究排名第17。
后来的事实证明科学家工作过度。伦理规范的引入并没有阻碍科学研究的进展。事实上，这项研究取得了突飞猛进的进展，其中许多人不得不感谢海拉细胞。
《来自永生的海拉》，丽贝卡·斯洛特著，刘闲译，乌托邦出版社出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11月